来自 文学天地 2020-02-27 05:56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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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的文明》一书,他的研究成果亦会贡献这

在我看来,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就体现在他们共同倡导的“对话的文明”中。但正如杜维明教授指出的,这书基本上不是学术书,却表达了非常重要的文化理想,它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相对具体、但又很“宏大”的对话文本,给读者画就了一幅文明的对话的美好图像。当然,对于对话本身还可以进行更深的反思。这一工作事实上在跨文化对话之父潘尼卡那里做了很多。四川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另一部关于“对话”的新书《对话经》(雷蒙·潘尼卡著,王志成释论)。该书对“对话”进行了极具深度的反思,以至用“对话经”来表达。

  第二次大公会议提出不少改革开放的政策,实际上受到不少教会内保守力量的批评,传统宣道与宗教自由之间的角力此起彼伏。1986年,教宗保禄二世在意大利亚西西城召开一个世界和平祈祷会,多个国家的言教领袖共同参与,实际承认了其它宗教的祈祷是真实而有成效,同时肯定了它们的人神对话的成效。1990年,教宗保禄二世公布的《救赎者的使命》(The Mission of the Redeemer) 接受其它宗教之中亦有圣灵存在,意味着天主教亦可以和需要从其它宗教身上学习和聆听神的启示。整个天主教普世教会运动的精神面貌和运作在许多方面都已出现了根本的改变,权力下放、本土化和多元化的倾向愈来愈明显。

21世纪的人类文明面临着种种挑战。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发展深入,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得不相遇,而这种相遇伴随着政治的、经济的关系。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和谐处理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最基本的律令。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之间如何和平相处、共同繁荣,是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

  经过多年的身体力行,杜教授已成功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对话提供了理论的架构和分析,并且促进了近代中国知识份子中前无古人的世界性、全球化的文化对话的实践。他这方面的成就,影响必会与日俱增,广阔而深远。

《对话的文明》一书,是著名的佛教大家池田大作先生和著名的儒家学者杜维明教授之间长时间对话的结晶。其中涉及他们(尤其杜教授)的成长经历(第一章)、超越文明的差异(第二章)、儒教复兴和佛教人本主义(第三章)以及21世纪亚洲与美国(第四章)。对话的内容相当广泛,但对话双方都对社会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对人类和平具有的强烈渴望。宗教家池田大作主要从佛教的角度、杜维明教授则主要从儒教的角度展开彼此倾听的互益的对话。通过对话,让我们对佛教的若干观念以及儒教的若干观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深深感到对话之美好。在双方的对话中,显然也碰撞出一些非常有意义的思想,其中对佛教以及儒教中的一些观念的强调和提醒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例如他们都强调了佛教和儒教的人本主义精神。

  不仅如此,杜教授进一步反思他这方面的工作。他近年倾向于修正这个观点,用“对话的文明”(Dialogical Civilization)替代“文化对话”。因为文明的对话发展到一个时期,会促成一种“对话的文明”出现。历史上的中国就曾经是一个对话的文明。阿马蒂亚o森(Amartya Sen)写了一本本关于印度的书,The Argumentative Indian(《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如果我们要写一本类似的书,那就是The Dialogical Chinese(《惯于对话的中国人》)。

自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发出“文明的冲突”警告以来,关于全球不同文明、不同信仰之间的关系成了现实的热点问题。在这一领域,有不少著作出版。早在199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雷蒙·潘尼卡《文化裁军——和平之路》。最近,本着对世界和平与文明和谐的关注,该社又出版了一部新书:《对话的文明——谈和平的希望哲学》。

  许嘉璐教授呼吁人类坦诚的、善意的而且有助相互了解、理解的交流,促进文明的对话。上文选自他过去几年致力推动中国与其它国家的文明对话及中华文化传统内部儒释道的文明对话。在《为了天下太平》起始章,即许教授在2010年5月17日联合国世界文明对话日高层座谈会的讲话中更清楚地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人类和平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足条件”。而“中华文明在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中应该而且必然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杜维明是对话文明的坚决拥护者和实践使者。几乎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杜教授就提出了“二十一世纪是文明对话的世纪”。十多年来,他一直为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文明与世界其他传统的文明之间的对话奔走呼号。他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池田大作则是世界知名的宗教活动家。对他来讲,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对话的结晶。而他的这一生就是不断对话的一生。综观他的众多著作,以“对话”为基础甚至直接以“对话”为书名的著作就占了绝大部分。可以讲,和杜教授一样,池田大作也是对话的使者。对话于他们不仅是“人生的喜悦”,更是“和平行动的原点”。对话充满了“多样性”、“开放性”、“宽容性”的交流精神。对话是超越文明差异的必要条件。而在对话中,宗教,包括佛教和儒教,是社会存在和良好发展的“生命线”;宗教学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应当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先锋”使者的作用,乃至作为他们自身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的“使命”。

  刚好与印度极其复杂的宗教文化处境相对应的个案是新加坡。在这个细小的城巿国家,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的格局已在得到基本的保障。体现这个多元文化相融共处的原则的其中一个机制是『跨宗教机构』(Inter-Religious Organization, IRO)。该组织成立于 1949年,以”团结于多元“(Unity in Diversity) 为核心理念,由十个宗教团体联合组成,包括印度教、犹太教、祆火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巴哈伊教及耆那教。

  以下笔者选辑2012年5月在山东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发表的论文的部份内容,藉此反映出文明对话在中国以至当今世界的重耍性。

  毫无疑问,笔者上述的简介可以确切地证明文明对话的时代意义。放在当前中国的历史时刻,中国文化在文明对话的工作上还未能作好充份的准备。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反省既未够深刻亦不够广阔。就以蕉风这本着作的尝试便可窥视中华文化丰富而多姿彩的内容尚有很多重要部分未被发掘。墨学久被忽略,正好反映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些不容軽视的缺失。实际上,中华文化的两个特色是它的包容性和融合性。先秦诸子百家早在历史的洪流中默默地互动和交融。其后佛学思想更全面中国化,使儒、道、法、释、墨、阴阳五行及纵横等覌念不断以不同方式交义混杂地融入中国人的行为和思想。由于历史各种因素和条件影响下,墨家思一直未被政治吸纳成为主导文化。但经过近百多年的历史冲击和洗礼,二十一世纪中毕民族已踏入一个全球化、数码化和后工业的新纪元,整个民族的文化都必须从根源彻底而全面反省,既进行内部的解构和重构,并且坦诚地与世界各文明对话。墨学的重新发现背负着的时代意义便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了。

  杜教授近年在北京大学成立高等人文研究院,下设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普世价值、文明对话等研究中心,希望探讨中华文化内部的融会贯通及中外文明对话的深层意义。最近杜教授和德国著名神学家图宾根大学孔汉斯 (Hans Kung) 合作在北大成立世界伦理中心,全力推动世界伦理的研究。笔者则协助文明对话研究中心的工作。

  早在笔者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追随杜教授研习比较中西文化思想时期,杜教授已确定了中国文化必须面向世界,从比较文化中寻找中国文化在新时代所应有的地位。他不辞劳苦,奔波于世界各地,以比较哲学和宗教的角度,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哲学家和宗教领袖进行深入的讨论。他提倡的一些具开创性的概念包括“新轴心时代及其文明”、“第二序思考”的“反思的突破” (即“扎根轴心文明各大精神传统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困境进行深层的反思”),为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带出拓展的理论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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