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文学天地 2020-02-27 05:56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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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树立,在文化艺术钻探

在当今各种人文学科中,没有哪门学科比比较文学更频繁地遭遇“危机”之说了。形形色色的“危机论”层出不穷,更有意思的往往是出自本专业圈子的诛心之论,在业外人看来未免显得是“自虐”,因为至少在中国,不久前高等院校根据上级规划在中文系普遍设制了比较文学课程,应该说是空前未有的盛况,如何又来“危机”?所以不妨将此视为一种“镜象”,即由种种真实现象折射而成的复杂迹象,从中反映的,虽如有识人士业已指出的,有学界对国外学术动向的盲目追随,甚至是概念和策略的简单复制(“比较文学的危机”云云曾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学派向法国学派挑战的口号),但更多还是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感觉到我们自身确实存在的不足,大方向应予肯定。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与中外各领域交流的不断深化,“中国话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前瞻性很强的学科。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倡导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只有自身的学科理论强大了,本学科的民族话语充实了,我们才有底气、有实力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应有的作用,建设好人类共有的国际性人文学科,并推动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学术新秩序逐步形成。

然而,我更赞成要提出中国自己的问题,不能继续把人家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把人家提出的论点咀嚼一遍就当作是完成了对问题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做一番探寻。这个具体的历史条件的总特征,在我看来就是一百多年来发生的并仍在继续的现代文化转型,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知识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背景。以知识学的眼光分析在这一现代语境下生长起来的中国比较文学,而不是把它当成一门现成的学问,可能更有利于找到中国比较文学的症结所在。本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研究;文学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与中外各领域交流的不断深化,“中国话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前瞻性很强的学科。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倡导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只有自身的学科理论强大了,本学科的民族话语充实了,我们才有底气、有实力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挥应有的作用,建设好人类共有的国际性人文学科,并推动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学术新秩序逐步形成。

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是由现代文化转型而出现的。虽然有的比较文学史专著把我国的比较文学源头追溯到了先秦两汉,事实上在那个远古时代能发现的只是被普遍运用的比较方法,这种什么都“古已有之”的习惯思路并不能真实说明历史。严格地说,中国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建立,是在“五四”前后,比较的观念与方法由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介绍进来,并初步展开了中外文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与影响研究,最终以吴宓于1922年在南京东南大学开设比较文学课成为里程碑式的标志。

比较文学学科的世界性危机是我们的转机

正是由于现代文化转型,废除了古老的科举制度,引进了西方的知识科学,并激发起比较的兴趣和热情,从而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铺下第一块基石。不管今天作何评价,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过程是以西方为参照系数进行的,并以此将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强制纳入了世界经济的市场。和欧洲19世纪末比较文学的兴起的历史条件相类似,那时如同《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也是国际市场的形成冲破民族经济文化壁垒的时刻,欧洲统一的曙光似在眼前,“世界文学”的理想重新燃起,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在结尾处就曾热情洋溢地预言:“我们现在已将近思想上世界大同的时候了,因为现在无论何事已都有这样的趋势。……从此世界的全人类将由文学、艺术、商业、实业等等,表现出它们的大同精神,将不复为从前的国别所限制。”洛里哀著、傅东华译:《比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351—352页。在中国,许许多多的人也相信,只要像西方列强那样实现现代化,中国也将以平等的身份跻身于强国之林,走向先贤们梦想已久的大同世界。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转型,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第二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对西方各种流派的全面学习。由是,中国学者一路追随西方,学术研究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公理。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可知,我们缺乏自身理论话语的局面为时久矣。如此,对于国内和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都有害无益。

因此,比较成了取法效尤之道,比较也是儆蒙醒愚之策,比较同时还是维持民族优越感的有力支柱。通过比较,寻获到学习并赶超的榜样,发现了自身的差距和缺陷,当然也不难找到比别国高明而足以自豪的地方。吴宓《〈红楼梦〉新谈》就是这样评价这一部清朝的“奇书”的:“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盖文章美术之优劣长短,本只一理,中西无异。”“其入手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载《民正周报》第17—18期,1920年3—4月号。

当前比较文学学科的世界性危机,或许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的转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需要具备世界眼光与世界胸怀。然长期以来,该学科的理论体系都是西方学者建构的,鲜闻东方学者与发展中国家学者之声。而实际上,由西方比较文学界建构起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存在着诸多漏洞与不足,从而导致了比较文学学科新的危机。

回到中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显然用不着这样的比较眼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比较视野。那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和最富庶的泱泱大国,代表着最发达的文明,它不需要同周边的蛮夷之国做比较,天然就处在远远比它们优越得多的崇高位置。同样不应忘记和回避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比较文学一度遭到禁止,除了别的情况,意识形态上自认为代表了最先进、最有发展前景的文化,而把西方国家的文化与文学统统视为腐朽不堪的东西,也是一大原因。在那种情况下,优劣判明,高下已分,还有什么做比较的必要?当然,比较文学并不等于直接的比较,但它是以比较的必要性为前提的。任何知识科学都同样,只有在必要的前提成立后,它们才会形成和诞生。

近20年来,随着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泛化,解构主义、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与文化研究等领域已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比较文学研究,从而形成了西方背离文学性的比较文学学科泛化与比较文学不比较的弊病。西方开始出现比较文学死亡论的相关言论,从而形成了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这次危机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的比较文学之死开始的。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女性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研究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目。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把翻译视作一门主导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它的一个有价值的、但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研究领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皮瓦克教授的比较文学专著干脆命名为《一门学科之死》,提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死亡,敲响了比较文学的丧钟,揭开了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西方比较文学的另一个危机,是忽略异质性。法美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都是求同性,即寻求不同国家中的类同、不同学科中的共同。这种思维模式排斥了将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学进行异质比较的做法,忽视了异质文明的可比性与文学的跨文明变异性,从而导致了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又一轮新危机。

然而,中国是以弱势文化的身份,被动地参加到现代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中去的。它的国门是被鸦片和炮舰打开的。同欧洲各国从中世纪就开始逐步走向共同市场的渐进性不一样,中国进入国际市场带着突发性,它和西方列强的经济契约的签订也带着明显的屈辱和不平等。这必然激起中国本土强烈的民族自卫情绪,这种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外来文化的强力排斥。张之洞等人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尚未对中国的传统学术和西方的科学知识做出全面的检验之前,这一主张就先验地确立了前者的本体优先地位,而把后者贬斥为应用之末技。这样,似乎是对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行报复,我们制造了一种学术文化上的不平等;作为对曾有过的文明优越地位丧失殆尽的补偿,我们又创造了一种知识上的优越地位。结果,在确实需要比较的年代,比较并没有如期待中的广泛展开。西学受到的待遇也基本上是两种对立的倾向:一部分信奉者无条件地接受,大部分人则十分隔膜甚或反感。

面对危机,我们怎么办?实际上,西方比较文学的危机,也很可能是比较文学新话语建构的转机!可以说,比较文学不比较的泛滥与忽略异质性的缺憾,构成了当前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成因。推究这两点成因背后的深层原因,当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若不建设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不以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刷新西方现有的比较文学理论,就难以避免陷入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中去。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吴宓所在的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这个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唯一的外国文学系,其建制和性质迥然不同于当今各高校的外语系或外国语言文学系)短短两三年时间就被撤销裁并,为什么此后比较文学的研究工作长时期内滞缓不前。这个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是个别和少数的,为数不多的学者凭着近乎痴迷的热诚在坚持工作,用“硕果仅存”来形容他们一点也不过分。在戊戌变法后先后开设的人文学科新科目中,恐怕还没有一门像比较文学这样路途艰厄。

推动当代“中国话语”的建构,可以从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入手。“比较文学”既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跨越中西的国际性学科。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阶段,在当今中外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且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尤为关键,且任务艰巨。新世纪以来,中外国际交流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特点。随着中国科技、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日新月异,多个领域都需要中国话语的建构。比较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既有学科属性上的意义,又能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贡献力量。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才迎来了自己的复兴。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前阶段的禁令解除了,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使比较的必要性重新明确,比较文学几乎没遇到任何障碍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起来。课程纷纷在高校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中开设,出版了专业教材和理论专著,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学会随之成立,同音讯久隔的国际比较文学界也接上了轨。许多其他专业的学者投身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去,他们来自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文艺理论、语言学、外语翻译与教学等各个领域,通过到国外进修或自学掌握比较文学的相关知识,接着培养出下一代比较文学学者。比较文学一时成了覆盖众多学科的“显学”。而且随着比较文学向跨学科研究的拓展,它的学科包容性越来越大,总有新学科进入到比较文学的外围来。

当前我国综合国力的强大有助于中国比较文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我们建构中国学术话语的好时机。实际上,国际文学研究、学术交流与文化碰撞不只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它与各国间综合实力的对比密切关联。如果跳出纯学术的立场,把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放在整个国际关系及发展史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和发展动力。罗大冈先生说:“法国人自己常常大言不惭地说:巴黎是世界文化的首都。假如你不喜欢‘首都’二字,至少你得承认巴黎是全世界文化、文学、艺术的中心。”实际上,18世纪以后法国的大国地位主要是由于它的文化所奠定的。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法语就是优雅的、上流社会的语言,所有欧洲国家的国王、亲王、知识分子都讲法语,所有国际间的条约都用法语写,一直到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法国戏剧家朱尔·克拉勒蒂直截了当地说过:‘确保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拥有霸权的是文学艺术,是小说,是历史’。”从法国文化中心主义的背景下解读法国学派倡导的影响研究,它就不再是纯粹的“科学”的立场了。为什么最早倡导比较文学和总结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其实并不是法国学者,而“法国学派”却引领了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呢?事实上,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也如此。当美国正迈向世界盟主宝座的时候,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也以一种“世界主义”的姿态,反对“民族主义”,突破法国学派的历史局限,把法国学派所捐弃的“比较”还给比较文学,倡导跨国乃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因此,美国学派力主打破局限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展开各国文学之间相互对照比较的平行研究,把比较文学研究从文学史研究恢复到文学批评的研究,并把“文学性”作为比较研究的准绳。因而,比较文学围绕着“文学性”问题重新调整发展方向,与“新批评”的理论正好契合,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新批判派学者就很有发言权,而他们的发言无疑提升了美国的文化软实力。

但就在如此令人欢欣鼓舞的重振中,我们的比较文学忽略了最根本的一点——它本身的目的。一门学科能否成立,除了看学理上的根据,即它内部知识的体系是否原原本本、完整严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学维度,即它能否适应现实事件的发展和需求。一位伟人说过,理论的命运取决于现实的需要,学科知识的命运亦复如此。学科知识对外在事实的适应性,相对于代表学科知识内在结构的合理性的“学理”,我称之为“事理”。它意味着,学科知识同时必须反映和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从它的角度回答生活事实提出的问题,当然其应答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甚至并不那么直接。已故的著名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有句名言:“比较不是理由”,说的是同样意思。比较并非天然就合理,比较必须有更底层的理由为它做支持。在中国,比较的理由本来是相当充分的,这就是前面说的现代文化转型。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对中外文学和文化的不同特性及其融合与冲突的可能性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离开了比较无法做到这一点。但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更多建基于学理上的填补残缺。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建国近30年来比较文学的被禁(包括文革10年的破坏),连早先那点不多的先行者的足迹都荡然无存了;其次看到的是国外同时期的迅速发展,那和我们的空白一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于是比较文学的学科重建差不多成了对国外比较文学现状的拷贝,凡是最新的分支和前沿或外沿的研究都移植了过来。这样做不是没有益处,至少在隔绝多少年后让人们见识到比较文学已有的规模,并一步跳过了横在中国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差距。但因对比较文学的目的或“事理”注意不够,导致了自身的失衡。它新生的速度惊人,但它的实际立足点不稳。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的综合国力强大了,别人才能充分倾听我们的声音,中国话语建设才能真正实施。因此,我国综合国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稳步提升为建设比较文学学科的中国话语,解决比较文学学科危机提供了现实基础。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有助于建设好“比较文学”这个国际性人文学科,并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学术新秩序逐步形成。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开始就既重视西方学术理论又重视本土文学文化,既强调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又心怀民族文化复兴的渴望,能很好地兼顾比较文学发展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另外,一门世界性的人文学科不应只有西方学界独占话语权,而应全世界共同建构、共享权利。所以,建设好自己的学科理论话语,对于更加合理的国际学术新秩序的形成而言,意义甚大。

中国比较文学的危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概括地说,面临着现代转型的课题,比较的需要不容置疑,但比较文学非但没得到顺利发展,反而阻力重重,直至被彻底禁绝,然后又突然起飞、迅速扩展,而它的基础却未很好得到奠定。这样一种畸形生长就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特殊性。反观其他现代学科,几乎很少有像比较文学那样的,它们都在现代化过程里经历了持久的发展,因为都找到了同传统学术的衔接点,或者实现了同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前者可以文学领域为例,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和中国古代的史学、诗话、词话和诗文评不难找到联系和转化的途径;后者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例,事关国计民生,不容人们轻慢视之。那么比较文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中就没有结合部和生长点吗?假如不是,这个结合部和生长点又应在何处?在中国创建比较文学学科的合理性在哪里?……这类问题得不到解答,比较文学就容易给人以“无根之学”的印象,其他种种弊端和不足也莫不与此有关,由此滋生。

困扰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另一问题,是方法与学科之争。比较文学究竟只是文学的比较研究法,还是一门独立自足、自成体系的学科?由于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的特殊道路,基本的原理长时期来没得到注意,结果造成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和特征积晦难明。据笔者所见,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译介比较文学原理的惟有1937年出版、戴望舒译梵第根《比较文学论》一书,而中国学者涉及比较文学原理的仅仅只有吴康《比较文学绪论》一文,即便该文,也不过是对作者拟进行的中西文学比较的概说,有关的理论说明远不够充分。发表于1935年《文史汇刊》第1卷第2期,收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并参阅徐志啸:《中国比较文学简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108页。难怪比较文学复兴以来,对它是方法还是学科说法不一。

假如比较文学确实只是一般的文学比较研究法,那它并无必要单独存在。道理很明白,比较研究方法是任何学科都能够普遍应用的。把比较文学当作方法也忽略了,它经过19世纪末以来一百多年的发展,业已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知识结构和一定的研究规范。

更重要的是,比较文学有自己鲜明的学科特征。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超越性的学科,它试图跨越国家、民族、语言、文化甚至学科的界限,来研究文学。通用的对比较文学较为详尽的定义是:“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质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见北京师大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而“比较文学最简单的定义,可以理解为通过一个以上的民族文学的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或者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的关系”奥尔德里奇:《比较文学:内容和方法》,转引自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显然它不满足从单一的角度、空间和领域来考察文学,而希望从更大的范围与方位来理解和领会文学。这一点是其他种类的文学研究所不具备的。

但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并不仅指把不同国家、民族、语言、文化背景的文学现象或知识现象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还意味着一种科学的态度,一种走出文化中心主义的宏阔胸襟。它不固执于某一个文化中心,或在反对某一中心时又陷于对立的另一中心,而是凌驾于中心与中心,甚或中心与边缘的对抗之上,跳出它们各自的局限,谋求一种更为宏观、更为全面、也更为公正的视野。诚然,每个研究者都有难以避免的特定视阈,谁也无法完全克服观点上的片面性和情绪上的倾向性,即使是自然科学研究,也有个人喜好等感性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但在比较文学看来,这些都是需要自觉地加以超越的。比较的研究并非以己之长度人之短,或简单衡量出优劣高下和类同差异,甚至单纯的对话都不能算是它的宗旨所在,因为对话很容易变成各说各的,变成相互的指责、轻慢或埋怨。比较文学应该是超出于它们之上的一种升华。如果缺乏这样一种科学态度,无论我们着眼于不同民族文学的共同性或差异性,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强调共同性会导致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吞,反之强调差异性则会造成不同文化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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