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文学天地 2019-11-01 10:18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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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想成功,忽略了身边的人

什么是成功?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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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了身边的人,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们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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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1,"value":"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自己心里长出来的。

我曾接到一个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2019年是我入行30年,在人生中不长也不短。回头一看,其实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赶路,顾不上停下来。借这个机会我停下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填空,是件好事。

1990年,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

萧伯纳曾经说过:“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会想去改变环境适应自己。但历史是后一种人创造的。”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

什么是成功?

在招聘现场,辛少英说,《正大综艺》需要找一个很纯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种。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也想证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采访了上千位精英人士,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

这话没毛病,毕竟上下五千年来,大家对于女性的标榜都是温柔可人、乖巧听话。

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

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有没有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

没想到轮到一个女生自我介绍时,她却因此反问辛少英:

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群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开放、公平、温暖,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

我曾收到这样一条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做了多大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为什么在电视上女主持人总是一个从属的地位?

提问比答案更重要

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新时代对成功的诠释已经悄然改变,它是活力与健康,而不是规模和权力;是自我的觉醒和接纳,而不是屈从于他人的期待;是多元包容的,而不是单一刻板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

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纯、可爱、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够更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呢?”

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们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

这个质问给辛少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中国的学校,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美国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同学解答。这可能是一种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种被学校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什么概念。

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还能影响更多的人,帮助他们获得成功、进步,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

后来这个女生被通知参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面试,直至第七次面试后,她走上了《正大综艺》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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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时,正好有一节是外教上的宗教课,他讲完了以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一个大教室里面,100多个学生,寂静无声,大家都羞涩地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举手。

提问比答案更重要

赵忠祥、杨澜主持《正大综艺》

教授非常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一块美金给他。”

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们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

四年后,这个女生获得了中国第一届主持人“金话筒奖”。

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一个学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问题吗?记得后来我举手了,至于硬着头皮问了个什么问题,了无印象。

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中国的学校,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美国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同学解答。可能是因为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种被学校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什么概念。

正值巅峰,前途一片大好,她却突然离开了红极一时的《正大综艺》,赴美深造。

1990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那一年,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社会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传媒专业为限。记得她当时谈到《正大综艺》需要找一个很纯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种。

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时,正好有一节是外教上的宗教课,他讲完课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一个大教室里面,100多个学生,寂静无声,大家都羞涩地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举手。

再后来她学成回国,开创了中国电视第一个深度高端访谈节目。

轮到我自我介绍时,我反问她:“为什么在电视上女主持人总是一个从属的地位,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纯、可爱、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够更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呢?”

教授非常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张美金送给他。”

截止现在,她已经采访过过老布什、克林顿等全球1000余位人物。

我当时其实是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表达自己的某种不满,但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给她留下了印象。后来我被通知去参加第二次面试,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试后走上《正大综艺》的舞台。

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学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问题吗?记得后来我举手了,至于硬着头皮问了什么问题,了无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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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获得者:

说到我与主持人职业相关的第一次提问,还带有点温柔的对质。1990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社会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传媒专业为限。记得她当时谈到,《正大综艺》需要找一个很纯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种。

采访美国政要老布什

我宁愿是个不识字的农民。

轮到我自我介绍时,我反问她:“为什么在电视上女主持人总是一个从属的地位,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纯、可爱、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够更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呢?”

这个女生就是杨澜。

从美国学习回来以后,1998年我加入了凤凰卫视,作为制片人和主持人制作《杨澜访谈录》的前身《杨澜工作室》。我当时就是希望能做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其实那个时候自己也不过才27岁,不乏幼稚之处,但是我很有热情。

其实我当时是用这样一个问题来表达自己的某种不满,但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给她留下了印象。后来,我被通知去参加第二次面试,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试后,我走上了《正大综艺》的舞台。

前段时间,读者君有幸采访到了杨澜老师。

当时香港电台有一套纪录片给我的影响很深,叫《杰出华人系列》。这个系列是以纪录片的方式寻访了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杰出的华人,从李嘉诚到贝聿铭等等。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把优秀的华人所做出的杰出的成就通过访谈的形式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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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优雅的气质,落落大方的姿态,加上言语间流露出的鲜活气息,实在看不出她已是年过半百的人。

所以在最初的两年,基本上谁成功我就采访谁,而采访的内容不过就是讲你怎么成功的?是刻苦啦,坚持啦,有伯乐啦等等,讲的是一个个成功者的故事。

媒体已经走向娱乐至死?

当真是应了那句“岁月从不败美人”。

直到1999年我采访华裔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观念才发生了转变。

今天的电视技术已经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同时今天的传统媒体还是有很多的困惑。网络是巨大的挑战之一,很多历史悠久的报纸已经纷纷倒闭。

纵观她这半生岁月,知名媒体人、畅销书作家、传媒企业家……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女性之一,还有一位相敬如宾的丈夫、一对聪明懂事的儿女。

崔琦告诉我,他出生在在河南宝丰县,乳名叫“驴娃儿”,直到10岁也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每天帮助父亲做、农活养猪放羊。

电视观众也已经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两大收视群体分别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龄化的趋势和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20~50岁左右的社会中坚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从网络上获取他们需要的资讯和娱乐,即使是电视节目也常常是在网上搜索收看。

无论事业还是生活,她都是绝对的人生赢家,但这世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一个女人能做到如此,付出的肯定要更多。

12岁的时候,他的姐姐介绍一个机会可以让他到香港的教会学校去读书。他的父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觉得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已经到了帮着干农活的时候,不愿意放儿子走。但他的母亲对儿子有更高的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

在收视率的压力下,电视人必须要满足这两极化的需求,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电视剧和综艺类的节目占据黄金时段。放眼全国的各省级卫星频道,几乎都把新闻压缩到最小,每晚连续播放2~3集的电视剧,再加上原创或引进的综艺类节目,访谈类、专题类节目已经都被移到11点以后了。这似乎是一个潮流趋势。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或不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现实,必须面对的现实。

杨澜便是如此,回首这一路走来,无论多忙、多累,她都不曾忘记为自己充电,也不曾忘记作为一个女人的精致,更不曾忘记做不畏岁月的“大女孩”。

小崔琦舍不得离开家,母亲就安慰他说,下次麦收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然后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粮食给他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这样小崔琦就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到了香港。

我也经常会听到读传媒的学生询问,如果要去国外深造读新闻专业,最好采用什么样的途径。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例,它在大学本科是不设立新闻学院的,通常也不鼓励学生从本科毕业直接上研究生。它更欢迎有专业背景和一定工作经验的人。今天的新闻时代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新闻事件的报道,并不是问了五个W(who,when,where,what,why)就可以写出一篇好的报道。甚至,今天人工智能在财经、体育类新闻的简单报道方面,速度已领先人类记者。

永远别忘记给自己充电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他的父母就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了。

今天的一个优质报道更多地与背景链接有关,即如何把一个孤立的事件放在一定的时间和社会背景的坐标上,给受众一个理解和思考的框架。而对背景的介绍通常需要比较专业的知识,他们更希望是由有专业背景的人进入到传媒的这个行业。相关知识越丰富,提的问题才越有质量。

有很多人不理解,当时杨澜在央视待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就离开了?

我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等。

1996年,我在纽约采访了已经退休的美国CBS的老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先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职业素养,特别是高度的社会正义感和诚实客观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不少经典报道——越南战争、阿波罗登月、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等等,被誉为美国公民最信赖的人。当今恐怕没有一个主持人或新闻记者能拥有他当年的那种公信力了。

采访中,杨澜也说起了这件事,她说:

崔琦的回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

当他退休以后,网络媒体迅速崛起,所以我问他:“您过去总以‘That's the way it is’来结束每天的新闻节目,如今人们已经能够从网络接收到海量的信息,电视新闻未来的角色会是什么?What is the way that will be?”克朗凯特说:“无论人类的社会如何发展,无论人们的资讯有多少不同的途径去获取,真理和真相永远是隧道那一头的光。挖掘真相、追求真相、报道真相,永远是我们最应关注的事。”

“我希望,我不是吃青春饭的,我希望我的社会价值和我的职业的价值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的积累和提升的,而不是江河日下的。

我听了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诺贝尔奖也好,科学的成就也好,社会的承认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失去和永远的心痛。而如果我做节目还停留在讲述人们的所谓成功故事的话,我们也就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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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这样一点点去付出、去努力,然后积累起来的东西,会让你心里非常的踏实,也会让你更加自信。”

采访是一种对人心的探险

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宁愿是个不识字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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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人问我,在我采访过的人物当中,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从美国学习回来以后,1998年我加入了凤凰卫视,作为制片人和主持人制作《杨澜访谈录》的前身《杨澜工作室》。我当时就是希望能做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其实那个时候自己也不过才27岁,不乏幼稚之处,但是我很有热情。

杨澜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留照

我的回答是:王光美。

当时香港电台有一套纪录片给我的影响很深,叫《杰出华人系列》。这个系列是以纪录片的方式寻访了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的杰出华人,从李嘉诚到贝聿铭,等等。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把优秀华人所做出的杰出成就,通过访谈的形式记录下来。

除了留学深造,这些年,因为工作需要,杨澜也读了很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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