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文学天地 2019-11-17 12:56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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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电影中的航空飞船,《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带着中国科幻文学与电影产业近20年的历史期待,坚定地踏出了实践的第一步,而同时上映的《疯狂的外星人》,却在相同的意义上迅速对这两种经验进行了解构。这种并存,让人联想起阿瑟·克拉克的名篇《遥远地球之歌》中,地球毁灭之后的两种人类移民:在地球毁灭之前冷冻肉体后复苏的地球人,与在异星上基因培植诞生的新人类。前者背负着地球与人类的全部记忆,步履沉重;后者没有历史,无所谓未来,无忧无虑。两者在中国科幻元年的相遇,为中国科幻写作,提供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与更多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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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幻的全民热潮由刘慈欣2015年的获奖引起,而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又由他的两部原著小说开启。可以说,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写作群体同中国电影工业的合作,第一次长时间将本土科幻置于话题的前景。但在《流浪地球》超40亿票房现象背后,却因“豆瓣刷分”事件而出现了较为突然的口碑撕裂;《疯狂的外星人》对原著小说《乡村教师》的大胆改编,则在跨媒介的文本间形成了突出话语落差。在“科幻元年”的节日氛围下,两部电影留给我们的不该仅是“春节十二响”般的助兴节目,而是为中国科幻的脚下土地进行仔细回溯与丈量提供了新的契机,以便由此抵达宇宙尺度的未来。

《流浪地球》电影中的航空飞船

“硬科幻”传统:光速传播的时间差

2019年春节档的最大赢家是两部科幻片。《流浪地球》从关乎人类命运的宏大叙事出发,掀起一股硬核科幻观影热潮,《疯狂的外星人》则对外星人题材进行了成功的本土嫁接,让国产科幻电影更接地气。两部科幻类型电影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占据了最黄金的春节档的榜首和榜眼。有人不禁据此得出结论:2019年是中国硬核科幻电影元年。

回顾《流浪地球》所获得的赞誉,“硬核科幻大片”是最早被用来指认其电影品质的标签,并迅速对接了本土科幻写作内外的双重历史期待。

中国硬核科幻电影元年,真的到来了吗?

在科幻写作的话语内部,“硬核科幻”这一提法连接的是新世纪前后那场著名的“软硬”科幻辩论,在《科幻世界》等文学期刊平台上,国内新生代作家与读者都曾广泛参与这场讨论,并最终形成了“硬”科幻的话语胜利。

“《流浪地球》的横空出世是一个里程碑,预示着中国科幻作品从杂志、图书走向了影视的新时代”

彼时,是中国科幻文学以亚文化的写作姿态系统性发生的时刻,刘慈欣就此进入了他的创作高峰期,成为“硬科幻”创作的中坚力量。《流浪地球》与《乡村教师》便发表于这一时期,前者中“地球刹车”“引力弹弓”等著名桥段和后者对“碳基联邦”与“硅基帝国”间“高维战争”的宏大叙事,都穿插有大量略显枯燥的“硬核”科学描述。这种写作方式成为其引领“硬科幻”的风格资本,而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硬科幻”大师阿西莫夫正是他的文学偶像。

“《流浪地球》是中国电影升级换代,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一个标志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也是一个国家文明复兴的缩影。”

用同样的文笔风格,刘慈欣在此后几年创作了《三体》系列,并在2015年分获“星云奖”提名和“雨果奖”最佳长篇奖。尽管第二年,郝景芳就凭借一部“软科幻”再夺“雨果奖”,但率先带领本土科幻文学从亚文化走向大众文化与国际舞台的,确实是刘慈欣所代表的“硬科幻”写作。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科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这个类型会不会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需要观察。”

不过,“硬科幻”作者对阿西莫夫们的仰视、分别设立于1953年与1965年的科幻“双奖”对《三体》的照拂,都结构性揭示了中国科幻文学的“穹顶”,指向西方战后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下的特定审美倾向。或者说,2015年以来的科幻热潮,只是半个世纪前爆发的那颗超新星的余晖。

中国科幻走过起起落落的历程

刘慈欣曾反复提及,一种“仰望星空”的冲动贯穿着他的写作。但从玛丽·雪莱到儒勒·凡尔纳的科幻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中,人类与地球而非宇宙才是科幻的主要探索对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美苏太空竞赛,才为科幻小说提供了仰望星空的额外动力,也是从那时开始,太空航行、地外生命与星际战争频繁成为了科幻文学的主题,并且往往伴随着核威慑下的地球毁灭恐惧与文明终结焦虑,以及对20世纪中叶“知识爆炸”的跨学科、迷恋式的呈现。

“如果说《疯狂的外星人》是技艺纯熟的手艺人在庙会里表演好戏,得心应手;那么《流浪地球》是闭关修炼的大侠终于出山建功,惊动世人。” 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贾立元说,“两大贺岁科幻大片一正一谐,新年双星闪耀,让我这样的科幻迷感到很振奋。”

这便为本土“硬科幻”文学的发生及其科学高于文学的写作逻辑找到了更稳定的来源:一方面,它是战后欧美文坛对当代世界科幻文学进行现场指导的证据;另一方面,当这一逻辑同尚且荒瘠的本土科幻对接时,便在文本内部生成了一种前现代的启蒙冲动——《乡村教师》中对经典力学的真理化、对教师职业的浪漫化呈现甚至对鲁迅的引用,就无不体现出这一冲动。

宏大的科幻梦,一直扎根于中国人的文学艺术土壤中。贾立元介绍道,从上世纪初梁启超、鲁迅、吴趼人等文化精英引进、创作科幻小说开始,中国科幻创作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期间经历了几次沉浮。

执笔的“恶魔”:科幻写作与“卡梅隆迷思”

80年前,中国第一部本土科幻电影《六十年后上海滩》上映,一时风靡全国。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内电影市场开始没落。直到上世纪80年代,《小灵通漫游未来》《飞向人马座》《珊瑚岛上的死光》等优秀科幻作品涌现,中国科幻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

这种冲动直接感染了《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他在采访中就曾表露过“在孩子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的创作动机,而电影对小说的“硬核”实践,与文学享有不同的一套逻辑,指向构成电影的视觉质料,以及支撑其“大片”体量的生产系统。自2003年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锻造现代化的电影工业体系就一直是中国电影的发展愿景,而《流浪地球》对科幻电影的“硬核”实践正符合这一历史期待。

《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姚海军说,自1979年《科幻世界》创刊以来,到后来刘慈欣《三体》系列出版之前,中国科幻一直处于杂志阶段,科幻作家们围绕一本或者多本杂志生存,这一时期科幻作品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以科幻类型为代表,基于特效技术的高预算、高质量、高科技的好莱坞主流商业电影范式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星球大战》。当上世纪80年代的好莱坞完成了对电影生产的跨国资本化与综合娱乐化重组后,便开始向全球推销这一范式。詹姆斯·卡梅隆就是它的坚定实践者,而中国电影的国门则可以说是被《泰坦尼克号》叩响的。巨轮入港时的震惊效应,使“卡梅隆式”大片自此被中国影人树立为成熟工业的标杆,也使《流浪地球》所获得的“硬核”赞誉,主要来自于其对《阿凡达》式工作方法的本土实践。

在中国科幻文学界,刘慈欣、王晋康、何夕、韩松是科幻迷们公认的“四大天王”,其中曾获得幻想小说界的“奥斯卡”——星云奖的刘慈欣更是因为《三体》而闻名中外。《三体》系列的出版也标志着中国科幻进入畅销书时代,科幻的影响力不再仅限于自身的小圈子,而是成为社会话题,开始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据介绍,《三体》图书创造的产值已经过亿。

这一实践,也早早为此后《流浪地球》内外的口碑分裂埋下伏笔。在同卡梅隆的对谈中,刘慈欣坦言在如今的写作中,文字的电影化正成为一个难以逃避的“恶魔式”念头。卡梅隆在此后谈话中巧妙地将这个“恶魔”定义为电影的“商业化”,但若基于上述分析,这个与作者争夺执笔权的“恶魔”,其实是来自好莱坞科幻电影范式的纠缠,或者说,正是坐在他对面的卡梅隆本人。

贾立元说,刘慈欣的“一己之力”背后,其实是中国作家在学习、借鉴外国优秀科幻作品的基础上,从本民族的经验和冲动出发,去探索人类未来图景的长久努力。他认为,“刘慈欣应该被看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科幻艺术的阶段性集大成者”。

恶魔般的“卡梅隆迷思”,使本土科幻电影实践始终面临着一种结构性的陷阱。尽管《流浪地球》中对民族情感传统的家园依恋以及对国际主义精神的弘扬,都使人物作出不同的叙事选择,呈现出有别于好莱坞的话语范式,但其由好莱坞文化工业蓝图所建构起的影像世界内部,还是形成了两种语言的版本冲突。于是,“豆瓣刷分”事件所折射出的话语分裂,实际上就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科幻大片”命名逻辑的重新论证:好莱坞文化工业范式下的电影生产,有无另行推出本土化版本的必要?而科幻电影的本土创作,有无突破“卡梅隆迷思”缠绕的可能?

尽管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但优秀科幻影视作品却一直被好莱坞“霸屏”。中国为什么拍不出好的科幻片?

与“前文明”的对话:遥远地球之歌

美国查普曼大学道奇电影学院研究生、资深科幻迷李忠泽认为,国内电影制作团队缺乏高超的视效技术基因、国内观众缺乏科幻片观影的传统,可能是国产科幻片停滞多年的原因。在他看来,《流浪地球》的出现,才算真正给科幻迷们交出了第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那段对谈的结尾,刘慈欣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本土科幻电影创作的作者论式期待,却马上遭到卡梅隆的警惕反驳:他坚持电影导演作为一种职业的特殊价值,显然是出于对专业化、系统化的工业生产体系的本能维护。本土“硬科幻”在西方文学评价体系中的登堂入室、国产“硬核大片”对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成功实践,虽然各自接驳了两种历史期待,但期待一旦达成,本土科幻实践却迅速陷入了结构性的陷阱当中,产生了“豆瓣刷分”式的评价焦虑与话语分裂。

“《流浪地球》的横空出世是一个里程碑,预示着中国科幻作品从杂志、图书走向了影视的新时代。”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中国科技馆馆长殷皓说。而对李忠泽等资深科幻迷来说,他们一方面为科幻不再是小众市场,能够被更多人所理解和热爱而由衷高兴,另一方面也希望这片广袤的精神家园不会被过度商业化,从而失去科幻的底色,“工业和市场都需要成长的过程,希望能一步一个脚印,不要毁掉中国科幻IP”。

为了绕过这一陷阱,《疯狂的外星人》的实践就呈现出了重要意义。影片对原著《乡村教师》的删改,不能简单归为“蹭热度”式改编,而是具有明确的意图:去除原著小说中的前现代启蒙冲动,并代之以后现代的狂欢话语。这显然基于创作者对“硬科幻”内部历史话语的充分体认,因为随着小说中崇高话语被一起移除的,还有战后西方文学对中国科幻写作的持续影响。可以说,宁浩的改编真正实现了同刘慈欣作品的对话,在对20年前“硬科幻”的敏锐观察中,具备了《乡村教师》中高维文明审视地球文明时的反思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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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硬科幻”背后的启蒙话语进行主动消解之后,《疯狂的外星人》又对本土科幻的第二种历史期待进行了解构:以品牌化的个人写作替代科幻电影的工业范式。正因为如此,即便该片投资2亿元、呈现出远优于其他国产电影的视觉效果,却鲜有人同样以“硬核大片”来形容这部电影。

《流浪地球》电影中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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