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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有妈妈啊,赵瑞蕻、杨苡夫妇在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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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她是呼啸而来的奇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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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抗战纪念日暨结婚纪念日全家福 左一为本文作者

虽说“金陵子弟江湖客”,然江湖有冷暖,世事多沧桑。很幸运,我们40后这一代从事文字工作的,时有机会亲聆大师名家的指教,有缘结识一些江湖上的文坛前辈并享其恩泽。

少年杨苡和母亲在一起

1956年抗战纪念日暨结婚纪念日全家福 左一为本文作者

在江南莺飞草长的春光里,清风满怀,端详摩挲师友们贻我实物,诸如钢笔、手表、帽子和酒等。每每睹物思人,心底便涌上一股暖流。且把这些实物的来龙去脉倾于纸端,与诸君分享,不亦乐乎!

抗战时期,赵瑞蕻、杨苡夫妇在西南联大

林海音的手表

昨天杨苡在南京家中,百朵红玫瑰为老诗人邵燕祥夫妇所赠

少年杨苡和母亲在一起

人生的故事,大多与职业有关。我是一名文学编辑,20世纪90年代策划编辑一套“双叶丛书”,萧乾先生把林海音、何凡夫妇介绍于我,入盟这套丛书。书内的故事多,书外的趣闻也不少,且说林海音吧。

转眼妈妈百岁了。

抗战时期,赵瑞蕻、杨苡夫妇在西南联大

林先生的热情和干练是有名的。她与我过从多年,很少写信,她说“打电话便当、快捷、效率高”。每每都是她从台湾打来,谈完正事便拉家常,一拉半小时都放不下。有时我不在家她便与我太太聊天,她俩也成熟人了。一次通话中,我们聊到南京,我请她将来得便时到南京做客,她在慨叹一番“老了,走不动了”之后,又说她跟南京真有缘,她的老公公夏仁虎先生就是南京人,家住颜料坊,故居还在;她的亲家公——二女儿夏祖丽的老公公张维寅,以前也一直生活在南京,世事变迁后,不知下落了……末了对我说:“方便的话,帮我们打听一下亲家公的下落。”我当即一口承诺:“一定尽力。”

每每我很得意地告诉朋友们,我妈九十九了,都会得到一声这样的惊叹:“是吗,那太厉害了!”还有的羡慕不已说:“赵蘅,你还有妈妈啊,好幸福!”

昨天杨苡在南京家中,百朵红玫瑰为老诗人邵燕祥夫妇所赠

1998年秋,夏祖丽由澳洲返台省亲,林海音让她与我通话,我与祖丽算是初识。次年春,祖丽为写《林海音传》《何凡传》,追寻先人足迹,专程来南京搜集资料。离宁时在餐桌上,她又提出请我帮她找老公公下落的事。回墨尔本后,她寄来夫婿张至璋刊在《联合报》上的《镜中爹》,洋洋五千字,追忆幼时他与父亲在南京的生活。自1948年母亲携他投奔在台的大姐后,仅与父亲通过一封信,还是托人转交的;只知父亲1949年入南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便音讯杳无了……生死两茫茫,血肉亲情溢满字里行间。祖丽希望我能找一家全国发行量大的报纸将该文重发一次,以期有信息反馈。谈何容易,那么长文字,语境不同,很难有报纸接纳。我只好将《镜中爹》做了大压缩,再朋友托朋友,费了好大的劲终在贾平凹主持的《美文》上发表了。文章再改,仍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很难引人注目。三个月过去,如泥牛入海。与此同时,我“双管齐下”,给南京市公安局写信,到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资料,希望能从历史旧档中找出张维寅1949年后的线索。两处结果如出一辙:“查无此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只好将公安局的回复寄给澳洲的夏祖丽,同时告诉林海音,算是一个交待。

那当然了,这种幸福感伴随了我一生。

赵蘅

夏祖丽来信除感谢之外,还附来张至璋的长信,叙述父子失散五十年来的思父之苦。弦外之音我听得出来,分明是一种对明知没有希望的希望,令我感动和震撼。我将他的《镜中爹》作了改写,以另一种形式通过朋友关系在南京本地的一家报纸刊发一次,希望从反馈信息中得到蛛丝马迹。结果一样令人失望,但得了点稿费。我忽发奇想,何不用稿费刊登广告?死马权当活马医吧。南京的报纸多,但多为地域性,发行不出省;唯《周末》是张文化性报纸,全国发行。于是我在《周末》以我个人名义刊了一则“代友寻父”的广告。我拟的广告词信息较多,但刊出来的只有短短两行。广告连刊三日,第四日的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女性的电话,她说她看到这则寻人启事,据她所知,南京与张维寅同名的有几百个,倒是夫子庙和下关某处有两位叫此名的有点靠谱。我询其祖籍、年龄后发现根本对不上号,我说此人如在世,该有一百岁了。那位女性仍很热情,说广告中的信息量太少,希望我能提供更为详尽的线索,比如亲友之类,可以顺藤摸瓜。她表示愿意再帮忙试试。我对她表示感谢后,请她示知名姓以及工作单位、家庭住址之类的联络方式,以便沟通。对方回答很干脆:“没有必要。”只给我一个电话兼传真号,说有事只要发传真就行了。我不便深问,我的通讯录上至今写的仍是“帮张至璋寻父者”。此后给她发的三封传真,抬首写的就是她传真号末三位“六三九”,我的署名也是我的电话尾数“三七一”,活像潜伏的地下工作者。

百岁妈妈近况

转眼妈妈百岁了。

夏祖丽、张至璋夫妇的孩子在美国,他们常澳洲、中国台湾、美国满世界跑。我打电话无人接听,那时也不会用电邮,只有写信。月余,夏祖丽夫妇来了长信,张至璋说,他“1948年赴台时,年仅5岁,对家庭的亲戚关系不清楚,现在母亲也过世了。只知家父张维寅,有一个弟弟张维辰,张维辰有一子张靖璋,还有没有其他子女不知道了”。“我自小在南京出生、成长,我的叔叔一家不在南京,也许在北京、上海或香港。”我立即将这些细微的信息整理,形成文字,传真给“六三九”,并代表张至璋全家向她助人为乐的精神表示感谢。对方并无回复,甚而连这封传真她是否收到我也全然不知。我以为没戏了。

百岁的妈妈记忆力超群,还能记得她童年时许多趣事。在家里请的私塾先生教课时,她如何让小猫去捉弄老师;军阀混战,她慌忙离开学校,把可怜的小黑蚕落在教室里的事;从天津天祥市坊买的法国制造的小洋娃娃是金黄披肩发、“浑身闪着蓝色的光彩”。

每每我很得意地告诉朋友们,我妈九十九了,都会得到一声这样的惊叹:“是吗,那太厉害了!”还有的羡慕不已说:“赵蘅,你还有妈妈啊,好幸福!”

奇迹终于发生了。大概半个月后,2001年6月30日,“六三九”突然来电话,语气挺激动,“终于大海里捞到针了!”说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个张靖璋,并有他家中电话,虽未联系上他本人,但找到他在某医院工作的妻子邵女士,并与她通了话……“六三九”说据她的判断,这个张靖璋应该是张至璋的堂弟。我当即给墨尔本的张至璋打电话,无人接听,改发传真,并将张靖璋的家中电话示知,同时将张至璋电话告诉了上海的邵女士。夜间十二点,张至璋来电话说他已与张靖璋通了电话,“经谨慎求证”后认定是他的堂弟。他很高兴,说找父亲又多条线索了。

她更清楚地记得怎样牵着哥哥的手去逛书店唱片店,她点什么书,哥哥都给她买,还帮她挑选他认为最合适小妹读的书。哥哥要留学去了,最舍不得一条叫小花的狗,就留给她来养。她唯一抱小狗的照片,是在屋顶圆形的碎石子铺地的晾台上,哥哥用柯达方盒子拍的呢。

那当然了,这种幸福感伴随了我一生。

“六三九”真神通广大,五日后,她又来电话告诉我张维寅在新中国成立后落脚上海的一些具体情况。不过,人已过世了。我立即将最新进展告诉夏祖丽夫妇。

近日天津《今晚报》刊登她一整版的回忆中西女校的文章,那是从八岁到十八岁,她这一生最快乐的时期。她写了《我的三个语文老师》《我喜欢作文》等,她的笔下,这位“国文老师范绍韩先生用《十九只箭》的作文集激励着我们互相关心、彼此帮助,永远珍惜那美好的汲取知识的青春时代”。

百岁妈妈近况

张维寅,北京人。华北大学文学系毕业,教过书。敌伪时期先后供职于教育部、司法部,一般小职员。“华大”毕业后,在上海、吉林、黑龙江等地教书,生命最后七年在上海一家小厂当铸造工。在历史档案中,他有意把年龄写小七岁,把家属的名字故意写错,以致造成后来的寻亲困难。

她还回忆了同学们毕业时为她们的班色、班服、班歌以及毕业典礼颇费了心思。妈妈曾经回忆,她们的班歌曲调是用Flotow的歌剧中的咏叹调《像一道阳光》,歌词是我姨妈敏如写的,而姨妈那班的班歌歌词又是我舅舅杨宪益所作。我妈这班还坚持用中文演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送给她母校的礼物是“将漂亮的旗杆竖立在一个很像样的水泥平台上,我们希望它永远飘扬着祖国的国旗!”那时候,“我们心中永远燃烧着团结之情及爱国主义精神!”

百岁的妈妈记忆力超群,还能记得她童年时许多趣事。在家里请的私塾先生教课时,她如何让小猫去捉弄老师;军阀混战,她慌忙离开学校,把可怜的小黑蚕落在教室里的事;从天津天祥市坊买的法国制造的小洋娃娃是金黄披肩发、“浑身闪着蓝色的光彩”。

张至璋夫妇飞到上海,费一番周折后终于找到张父的工作单位上海锻压某厂,始知其父已于1980年去世。他从厂方的存档中得到的只有一张父亲在龙华火葬场的焚尸单据,追到殡仪馆,但无骨灰。馆方说,因时过多年,骨灰已以无主户被集体深埋了。张至璋在距上海七十公里奉贤县杭州湾海边找到墓地,一块石碑上刻着:“……由于亲属的遗忘和放弃,我园让他们回归这片绿色土壤中……”

诚实、立志、有抱负、爱国、不虚度一生,这是中西文化留给她一生的遗产。说起这些往事,妈妈的眼神还会像小女生一样清澈明亮。

她更清楚地记得怎样牵着哥哥的手去逛书店唱片店,她点什么书,哥哥都给她买,还帮她挑选他认为最合适小妹读的书。哥哥要留学去了,最舍不得一条叫小花的狗,就留给她来养。她唯一抱小狗的照片,是在屋顶圆形的碎石子铺地的晾台上,哥哥用柯达方盒子拍的呢。

张至璋捧起墓碑边的一抔黄土,带回了台北。

近一百年丰富的经历能留下的影像,对于一般人来讲少之又少。有天我对妈妈说,你可以算中国老太太里存有这么多老照片唯一的了。可她还是不开心,因为我爸爸赵瑞蕻当年出于运动恐惧烧了不少她的老照片和纪念物。爸爸生前我劝过他:“爸,你就写篇文章反省一下,向妈道个歉,免得她老埋怨你。”爸说是啊是啊,会写的,可没等他写出来,人就走了。

近日天津《今晚报》刊登她一整版的回忆中西女校的文章,那是从八岁到十八岁,她这一生最快乐的时期。她写了《我的三个语文老师》《我喜欢作文》等,她的笔下,这位“国文老师范绍韩先生用《十九只箭》的作文集激励着我们互相关心、彼此帮助,永远珍惜那美好的汲取知识的青春时代”。

1999年岁末,至璋夫妇来到南京,央我非要见那热心的女士一面,还要请我们吃饭。我打电话给“六三九”,她高低不肯。我开玩笑说:“你再不肯,我要找媒体了!”好说歹说,她才同意。在南京凤凰台饭店,至璋夫妇、张靖璋、“六三九”和我都是第一次见面。席间,至璋说要给媒体写篇稿子表扬“六三九”,她急了:“千万千万别写!”我问她为什么这么热心助人,她说她生来喜欢这样。我们请她告知名姓和联络方式,挤牙膏似的挤了半天,她只报出了一个姓“童”。我好奇,问她的职业,她淡淡一笑:“警察。”

爸爸走后这十九年,妈妈病过几次,总的来说过得蛮好。每回见她,我们都越来越老,她却好像被时间凝固一般,定格在那里。杨家人特有的白皙肤色,聪慧,和舅舅一样不戴花镜。兄妹仨都聪慧过人,极有口才,妈妈更像外婆,说话还有点尖刻。九十多了仍然端得动水壶给客人倒水,然后叨叨说,我的女儿,从来是迟钝的。

她还回忆了同学们毕业时为她们的班色、班服、班歌以及毕业典礼颇费了心思。妈妈曾经回忆,她们的班歌曲调是用Flotow的歌剧(玛尔塔)中的咏叹调《像一道阳光》,歌词是我姨妈敏如写的,而姨妈那班的班歌歌词又是我舅舅杨宪益所作。我妈这班还坚持用中文演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送给她母校的礼物是“将漂亮的旗杆竖立在一个很像样的水泥平台上,我们希望它永远飘扬着祖国的国旗!”那时候,“我们心中永远燃烧着团结之情及爱国主义精神!”

至璋夫妇为表示对我的谢意,以弥留中的林海音的名义送我与内子一副对表,这副对表我们整整用了十年。

妈妈每天早上必须读报,雷打不动。她喜欢看晚报社会新闻,是典型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甚至留意报上的日用品优惠广告,然后派遣她称之为生活助理的小陈去买。赶上我在,她更愿意我去,她相信我的审美。去年秋天,我买回她看中的老人厚底鞋,她试穿后得意极了,把腿跷得老高,和小陈脚上的那双比美,那种孩子般的笑可爱极了。

诚实、立志、有抱负、爱国、不虚度一生,这是中西文化留给她一生的遗产。说起这些往事,妈妈的眼神还会像小女生一样清澈明亮。

杨苡的镇纸

这些年妈妈越来越喜欢清静,来人多了她很烦,甚至有时我们做儿女的去看她,头三天还行,时间一长,人多叽叽喳喳,难免生出点摩擦,她就说你们最好都别来。说归说,来了人,她喜欢的人,她还是很能聊天,一坐几个钟头,她称作小友的都爱听妈妈讲故事,有些民国旧事重复好几遍,他们还是爱听。狭窄的客厅,有时被挤得满满当当。一面墙的书柜玻璃里摆满了妈妈一生最敬爱最在乎的人的照片:巴金、沈从文、杨宪益……

近一百年丰富的经历能留下的影像,对于一般人来讲少之又少。有天我对妈妈说,你可以算中国老太太里存有这么多老照片唯一的了。可她还是不开心,因为我爸爸赵瑞蕻当年出于运动恐惧烧了不少她的老照片和纪念物。爸爸生前我劝过他:“爸,你就写篇文章反省一下,向妈道个歉,免得她老埋怨你。”爸说是啊是啊,会写的,可没等他写出来,人就走了。

出生在1919年的杨苡先生今年整一百岁了。称她是南京文坛的老祖母,别的不说,仅凭她经典而长销的译作《呼啸山庄》就当之无愧。

熟人的屁股就是沉,有的上午来了,中午吃碗小陈拿手的炸酱面,下午还接着聊。有时候,妈妈腰疼了进屋躺一会儿,他们在客厅继续谈天说地,人家说了,呆在杨先生这里就是放松、舒服。

爸爸走后这十九年,妈妈病过几次,总的来说过得蛮好。每回见她,我们都越来越老,她却好像被时间凝固一般,定格在那里。杨家人特有的白皙肤色,聪慧,和舅舅一样不戴花镜。兄妹仨都聪慧过人,极有口才,妈妈更像外婆,说话还有点尖刻。九十多了仍然端得动水壶给客人倒水,然后叨叨说,我的女儿,从来是迟钝的。

我退休后当“坐家”,与文坛前辈们渐行渐远,与杨苡却越走越近。我崇敬她,她喜欢我,我俩玩得来。一般客人去她府上拜访必须电话预约,因为她需要整顿一下衣冠,她讲究礼貌待客。我是可以“例外”的,可长驱直入,因她曾赐我一柄“尚方宝剑”:“你随时来都欢迎。”当然,我也不会滥用权力,但偶遇电话不通,我敢大胆直闯。到她家小院门前,把手伸进铁栅栏门,从里面拨弄一下机关拨开插销破门而入,进院后敞开大嗓门:“杨先生,我来了!”就像子女回家那样任性,自由自然自在。

每天晚上是妈妈和小陈享受电视的时光,她们什么电视剧都看,《山楂树之恋》《中国式关系》《麻雀》《咱们相爱吧》《白鹿原》《小别离》《遥远的距离》……要问哪个演员演什么,我妈说这得问小陈。只是小陈不爱看译制片,妈妈就一个人静静地享受经典名著改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林肯》《简·爱》《诺丁山》。她还会“遥控”我和她一南一北同时欣赏,包括央视6频道的佳片有约,往往这时间,小陈回家过周末了。小陈不在身边,妈妈也能自理,热饭、洗漱,还喜欢清点她的存物。

妈妈每天早上必须读报,雷打不动。她喜欢看晚报社会新闻,是典型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甚至留意报上的日用品优惠广告,然后派遣她称之为生活助理的小陈去买。赶上我在,她更愿意我去,她相信我的审美。去年秋天,我买回她看中的老人厚底鞋,她试穿后得意极了,把腿跷得老高,和小陈脚上的那双比美,那种孩子般的笑可爱极了。

我之所以胆敢如此“放肆”,因为杨先生太可敬可爱,太平易近人,太善解人意了。我俩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她虽百岁高寿,却耳不聋眼不花,头脑清楚,尤其是记忆力超人。往往都是她说我听,我只是不时插两句帮腔逗趣。她一会儿巴金萧珊,一会儿沈从文张兆和,一会儿萧乾“小树叶”,一会儿穆旦、巫宁坤,还有黄裳、邵燕祥等等,谈个没完。这些都是她曾经的师长或西南联大的同学,大多也是我熟知的师友。她有一肚子故事,温暖的,悲怆的,青春的,荒诞的。述说起七八十年前的往事来,她连细节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我听得最多最精彩的是她说“我哥”——杨宪益的故事。我想这大概与她的成长经历有关,杨苡未满一周父亲就过世了,家里阴盛阳衰,男丁只有哥哥杨宪益。她自小便是哥哥的小尾巴,长兄如父吧。即令现在,家里书柜里陈列的照片最多最显眼的是杨宪益。杨宪益是酒仙,是真名士,是有名的散淡之人。他连自己的著作都不留存,谁想要谁拿走,甚而友人贻赠的字画也随手送人。十年前我写过杨宪益先生,杨苡接受我的采访并提供大量的资料和图片。《杨宪益的百年流水》在台湾《传记文学》发表后,杨宪益先生很高兴,饶有兴味地通览了一遍,说我翻出了连他自己都忘了的许多往事。他外甥女赵蘅抓住他看杂志的瞬间拍了张照片,杨苡将其放大置于玻璃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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