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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音乐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汉族地区,台湾新

这些组织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比较有影响,如大理白族地区的农村普遍设有洞经会。丽江纳西族地区也多有洞经会或“皇经会”,除定期前往文昌宫、玉皇阁等场所开坛奏乐讲经外,还往往在群众喜丧事时前往举行活动,如清末丽江纳西族若有人应试中举,须由新科举子作主,请洞经乐队在文昌宫内演奏,以答谢文昌帝君的佑护。丽江的洞经音乐更是在乐器、乐曲等方面吸收了纳西族文化的很多东西,使得其整套洞经音乐融进了纳西人特有的感情气质和传统审美,也融进了民间音乐的风格特色。

一直以来,道教音乐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汉族地区。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即是始于汉族地区的,这从5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几项对道教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来,例如:50年代以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等学者组成的湖南音乐普查小组,对湖南地区的民间音乐进行了普查,其中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等作了调查,并与以文字、记谱方式和佛教音乐等的调查结果一起登载于《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 宗教音乐》中;其后,相继有《苏州道教艺术集》、《扬州道教音乐介绍》等汉族不同地区道教音乐资料问世(注:《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 宗教音乐》民族音乐研究所编,该所1958年油印,音乐出版社1960年出版 《苏州道教艺术集》 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1957年油印 《扬州道教音乐介绍》 扬州市文联编,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断了20余年的道教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复苏和兴起(仍主要集中于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研究者陈大灿等开展对上海及其临近地区道教音乐的录音录像工作;武汉音乐学院部分师生对武当山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中国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的一些学者,分别对北京白云观、沈阳太清宫、四川青城山等宫观的道教音乐进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先后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香港圆玄学院和《人民音乐》编辑部等联合,分别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开了“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和“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199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道教协会等单位在北京白云观召开了中国道教音乐学术研讨会;1991年香港圆玄学院、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编辑部和沈阳音乐学院在香港联合召开了“第二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为基础的对道教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参见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现状与展望》 载《音乐研究》1991,页65~66)。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 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作者萧霁虹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80年代中后期以来,有关洞经音乐的调查和 研究逐渐增多,专门介绍和研究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文章时有出现。这些发表的有关文章主要涉及白族和纳西族的洞经音乐,其中有关白族洞经音乐的主要有李崇隆 和熊中流等调查、宋其华执笔整理的《元江白族洞经简述》,文中简略地介绍了云南元江县因远区白族 洞经音乐的运用、曲名、乐器等,是目前所见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专门介绍白族洞经音乐的文章。之后,《大理洞经古乐》和《白族音乐志》相继出版,前者是一本洞经音乐曲 谱集,辑录了270余首大理洞经乐曲;后者有白族洞经音乐的志略式介绍。而见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专门论述纳西族洞经音乐的文章是崇先的《丽江洞经音乐初 探》,该文从历史概况、乐曲种类、音乐特点、乐队组织、音乐传承等方面初步探讨了纳西族洞 经音乐。继之,有杨曾烈的《丽江洞经音乐调查》、何青的《云南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桑德诺瓦的《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传说、曲牌及形态》等文先后见于发 表。其中桑文通过传统称谓及其异变、民间传说、丽江洞经音乐溯源、丽江洞经音乐的分类及曲牌等方面的论述,揭示了汉文化对纳 西族洞经音乐的深远影响,从而补证了纳西文化具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特征。此外,现任教于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李海伦(Helen Margaret Rees)博士,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就读时,于1989年至1993年期间先后三次赴丽江,对纳西族洞经音乐等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 纳西族洞经音乐进行了研究,最后以音乐变色龙(A Musical Chameleon:A Chinese Repertiore inNaxi Territory)为题,于1994年完成其博士论文。作为首位系统研究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西方学者,她与其他研究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中国学者最大的不同 之处在于,其并非仅从纳西族洞经音乐的历史源流、曲目、乐器与乐队、表演方式等入手进行研究,而是将纳西族洞经音乐置于丽江的民族、政治、社会和经济历 史,丽江纳西族音乐世界,云南的洞经音乐及洞经会等较广泛的背景中进行系统研究,探寻了纳西族洞经音乐与汉族音乐文化的关系及其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关 系。

洞经音乐与云南道教斋醮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洞经音乐对云南道教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的昆明、剑川、腾冲、巍山等地的洞经团体多称古乐队,多由民间艺人组成,时常为道士的各种道教科仪吹奏道曲,二者配合默契,可谓水乳交融。

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共有20余项成果问世,目前已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论著有《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龙虎山天师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武当韵——中国武当山。洞经音乐虽然具有道教性质和道教色彩,而且是云南白族等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道教科仪音乐。该文还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从道教在云南大理地区的传播和影响,白族固有的“本主”崇拜与道教的关系,剑川白族道教音乐的体裁形式与形态特征,剑川白族道教仪式及其音乐的生态环境,剑川白族道教仪式的应用与进行程序、其音乐的地域性特征及其与剑川民间音乐的关系。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在云南地方志中,有很多关于各地洞经的记载,如道光《定远县志》卷二《风俗》载:“正月内建太平清醮,祈年保境,禁屠素食,以五日为期。街市洁诚,设坛起醮。次日迎龙舟讽文昌洞经。”民国《昭通县志稿•宗教志》载:“(洞经会)以谈演诵经为主,辅以音乐,凡祈晴祷雨、圣诞庆祝、超度事悉为之;其经夹杂佛、道,间以儒经附会,入坛者皆男子而无女流也。”这些记载勾勒出了洞经会的情况。因其经夹杂佛、道,并间以儒经附会,故被视为一种杂糅儒释道的民间宗教组织。

尽管学术界对白族和纳西族的洞经音乐研究已有了一定成果,但这尚不足以全面认识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洞经音乐虽然具有道教性质和道教色彩,而且是云南白族等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道教科仪音乐。在民间,它多以洞经会谈演洞经的方式存在或其他方式存在,不完全等同于道教音乐,况且洞经音乐亦非所有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组成部分。要真正认识和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除了洞经音乐外,还需对不同少数民族的道教科仪音乐进行研究。对此,尹祖钧等人曾作过有益尝试,90年代初其对河口瑶族道教音乐进行了调查研究。而1994年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更为拓展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该计划中专门列有瑶族道教音乐以及白族道教音乐等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子项目研究。杨民康和杨晓勋参与了其中有关瑶族道教科仪音乐的研究,他们以“云南瑶族道教科仪与科仪音乐研究”为题,对云南瑶族道教科仪音乐进行了考察和系统研究。罗明辉则在其博士导师曹本冶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参与了其中有关白族道教音乐的研究,并以“云南剑川白教仪式音乐研究”为题,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在笔者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将剑川白族道教仪式音乐与其赖以生存的仪式视为一有机整体,并同时关照其所置身的地理与人文环境。该文还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从道教在云南大理地区的传播和影响,白族固有的“本主”崇拜与道教的关系,剑川白族道教音乐的体裁形式与形态特征,剑川白族道教仪式及其音乐的生态环境,剑川白族道教仪式的应用与进行程序、其音乐的地域性特征及其与剑川民间音乐的关系,龙虎山道教音乐的关系及其跨地域性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此外,该论文还从剑川白族道教仪式音乐的考察与研究中,引发了笔者对洞经音乐的思考,并结合不同洞经音乐概念,就如何认识洞经音乐进行了探讨。这两项有关瑶族道教音乐和白族道教音乐的研究,为拓展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研究领域作了进一步的有益尝试;为认识道教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与影响、且道教又是这些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提供了有力实证。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道教音乐是道教进行斋醮仪式时,为神仙祝诞、祈求上天赐福、降妖驱魔以及超度亡灵等法事活动中使用的音乐,旋律深邃淡泊、音韵独特而富有吸引力,是道教科仪和欢庆节日必不可少的内容。

罗明辉,1993年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史学专业硕士毕业,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民族音乐学专业博士毕业。现为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博士后研究员。

一直以来,道教音乐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汉族地区。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即是始于汉族地区的,这从5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几项对道教 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来,例如:50年代以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等学者组成的湖南音乐普查小组,对湖南地区的民间音乐进行了普查,其中对湖南 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等作了调查,并与以文字、记谱方式和佛教音乐等的调查结果一起登载于《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 宗教音乐》中;其后,相继有《苏州道 教艺术集》、《扬州道教音乐介绍》等汉族不同地区道教音乐资料问世。自70年代 中后期,中断了20余年的道教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复苏和兴起。上海音乐学院研究者陈大灿等开展对上海及其临 近地区道教音乐的录音录像工作;武汉音乐学院部分师生对武当山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中国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的一些学者,分别对北京白云观、沈阳太清宫、四 川青城山等宫观的道教音乐进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先后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香港圆玄学院和《人民音乐》编辑部等联合,分 别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开了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和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199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道教协会等单位在 北京白云观召开了中国道教音乐学术研讨会;1991年香港圆玄学院、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编辑部和沈阳音乐学院在香港联合召开了第二届道教科仪 音乐研讨会。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为基础的对道教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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