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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来电话的是西南沙区公安部所长高田,身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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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雾迷茫,暮色深沉,热闹了一天的街道开始沉寂下去,寥无行人。
  一个人影忽然迎着秋风登上高高的秀江桥。那是一位二十七八岁,身着红衣的年轻女子。她在桥上徘徊了一会儿,仰头看看天,低头看看水,又左右顾盼了一下,四顾无人,便毅然跨越桥栏,纵身一跃,跳下水去……
  但这女子的投水自尽,终究还是被一个人看到了。那是一个三十多岁,下班晚归的打工仔。打工仔不会游泳,只急得拚命高喊“救命!救命!有人跳水了……”接着又拿出手机拨打了求救电话。
  没一会儿,当地的警察和救护人员就都赶到了。他们立刻下水展开了搜索救人的工作。然而由于时间相隔过久,投河者早已身沉水底,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潜下水去四处搜索,却一直未能寻找到投河者。
  时间一点点过去,投河者已绝无生还的希望,但搜救人员仍在不断扩大范围,一遍又一遍地潜下水去进行搜索,不愿中止自己的工作……
  搜救工作一直进行了几个小时,直到黎明时分,这才在离大桥五十多米的下游处找到了投河者的尸体。
  死者的身份很快就查清楚了:她叫高秀丽,是江州实业公司的一名职员。据她家的邻居说,昨晚听见小俩口吵了一架,吵得挺凶的。因为小俩口子吵架,大都是白天吵晚上好,床下吵床上好,也就没有在意,不曾过去看一下;没想到竟酿成了这样的大祸。
  高秀丽的丈夫叫白书亭,是红花婚纱公司的一名摄影师。白书亭闻讯赶来后,抱着妻子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悔恨自己昨夜不该为了一件小事与妻子吵架,更不该负气出走,去公司里住宿……
  案子简单清楚,当地派出所便顺理成章地作出了“投河自尽,溺水死亡”的结论。
  然而,这个结论却遭到了一个人的质疑,并将它反映到市公安局刑侦科,请求刑侦科派员调查。此人就是高秀丽的老同学,与她在同一个公司工作的闺密周小洁。
  
  二
  由于案子特殊,刑侦科的何钊科长亲自接待了周小洁。
  何钊,四十多岁,高大魁梧,英勇睿智,曾经侦破过不少大案要案,是江州市著名的小神探。
  “说说看,你为什么要质疑派出所的结论?”他问。
  “因为高秀丽根本不是自杀。”周小洁回答。姑娘二十七八岁,矮小,瘦削,长着一张娃娃脸,乍一看去,颇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
  “根据呢?办理案子可不能凭主观臆测。”
  “我与高秀丽同学十年,大学毕业以后又进了同一家公司,对她非常了解。首先,她为人豁达,性格坚强,绝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去寻短见;其次,她从小就学会了游泳,一个会游泳的人,即使要寻短见,也不会选择投河跳水这一方式;还有,那就是她最近还接受了一笔遗产,是她在海外的叔叔遗赠给她的……”
  “哦,你知道那笔遗产的具体数目吗?”何钊问。
  “具体数目不清楚,但至少在百万以上。”周小洁回答。
  “是人民币吗?”
  “不,是美元。”
  “唔,那可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是的。你想,一个刚得到这么一笔巨款,一夜致富的幸运儿,又怎么会去自杀呢?”
  “不错,你说得有道理。”何钊点头说。
  “高秀丽是个独生女,父母都已亡故,在这个城市里已没有亲人。作为她生前最好的朋友,最最信任的知己,我又怎么能让她不明不白地含冤死去,并且还要被加上一个自杀身亡的臭名声,遭人唾骂呢?”周小洁说着说着激动起来,一张圆脸涨得通红。
  何钊为姑娘的精神所感,赞许地点点头,说:“好!你的投诉我受理了。我们会立即介入此案,进行调查。”
  “看来我们得暂时放一放手头的工作,去一趟案发现场了。”送走姑娘以后,何钊对他的助手,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刑警赵忆兰说。
  “老师,你要亲自出马,去现场验尸?”赵忆兰说。赵忆兰几年前从警校毕业分配到这里时,局长把她交给了何钊,要何钊言传身教,带好这个徒弟,所以她一直尊称何钊为“老师”。
  “是的,此案的当务之急,是先要弄清楚高秀丽是不是那个打工仔所看到的那个投江自杀的女人。”
  
  三
  高秀丽的尸体还停放的河旁。
  法医汤平已率先来到,做完了尸检工作。他向何钊介绍说:“尸体全身无伤痕,腹内大量积水,确系溺水而死。死亡时间为昨晚10至12点,与打工仔看到的那个红衣女郎跳水的时间相符。”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死者并非死于此地,而是在别处溺死后被移尸到此,抛在河里的?”何钊沉吟着说。
  “我已经抽取死者胃里的水样和河水的水样送去化验了,一会儿就能知道。”汤平说。
  他的话刚说完,衣兜里的手机就“嘟嘟嘟”地响了起来。他拿出手机桉了一下,说:“喂,我是汤平。”
  “喂,汤平,化验结果出来了。你送来的两瓶水样,水质完全一致,都是秀江河里的河水。”手机里传来对方清晰的声音。
  汤平关掉手机,回头对何钊说:“听到了吗?你的那个假设被推翻了。”
  “那么,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死者是被人强行按入水中溺死的?”何钊又问。
  “那不可能。”汤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要是那样,死者必定会进行挣扎。那么,在死者的皮肤上一定会留下擦痕,手指甲内也会留下微量的泥沙、水草,甚或是凶手衣服上的纤维,皮肤上的皮屑等物质的微粒。但这具尸体身上什么也没有。”
  “是不是还有这种可能,就是死者是在睡眠状态下,被人扔进水里的?”何钊又问。
  “睡眠状态?”汤平不觉笑了,说,“世上哪有睡得如此死的人,被人扔进了水里也不会醒?”
  “我是说处在一种严重的昏睡状态,比如说被人灌了大量的安眠药,处在一种失去了知觉的严重的昏睡状态。”
  “那倒也有可能。只是待到进入昏睡状态,安眠药就已经被全部吸收进体内,胃里残存的安眠药成分已经微乎其微,加上落水时喝了大量的水,又在河水里泡浸了这么久,我实在已无法检测出死者生前是否服用过大量的安眠药。”汤平说。
  虽说尸体是破案的一个重要证据,但此时何钊已无法再要高秀丽的尸体站出来说话,他必须另辟蹊径,去寻找新的线索了。
  
  四
  何钊首先找到那位目击红衣女子跳水的打工仔,把一张高秀丽的照片放在他的面前,要他仔细看看,是不是他昨天晚上所看到过的跳水人?谁知打工仔连照片也不看一眼,就连连摇头说:“当时光线很暗,距离又远,我连跳水人的模样都没有看清楚,又怎么去辨认?”
  “你还是看一下吧,也许能从她们的身上找到某些相同的特征。”何钊说。
  打工仔这才拿起那张照片看了一下,说:“只除了身上这件红衣服有点相似外,其余的我实在说不上来。”
  何钊接着想起,秀江桥的两头都装有摄像头,又要赵忆兰去把那两个摄像头昨晚的录像带调来,一一仔细地察看起来。
  因为是深夜,录像里的车辆和行人都很稀少。大概是在十点二十分左右吧,忽然从大桥右方的人行道上走来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径直走上大桥,接着便在录像中消失了。何钊连忙定格录像,把人像放大。但由于光线太暗,加上那人走路时又低垂着头,无论何钊怎样放大,也无法看清那人的面貌。何钊心有不甘,仍然把那一段录像倒来倒去地反复看个不停。何钊看着看着,忽然兴奋地一击桌子,招呼赵忆兰过来,指点着录像说:
  “你看那女子耳朵上一点闪光的东西是什么?”
  “耳环。”赵忆兰说。
  “对!就是耳环。你还记得高秀丽的尸体上戴没戴耳环?”
  “没戴。”
  “这就对了。这说明打工仔看到的这个跳水自杀的女子,并非高秀丽。”
  “不错,不错……”赵忆兰点头赞同地说。但她考虑了一下,又有点犹豫地说:“不过,也有可能她原来是带了耳环的,落水以后,或是在后来被打捞上来的时候给弄丢了。”
  “你马上给周小洁打一个电话,问问她高秀丽平时戴不戴耳环?”
  “好的。”赵忆兰立即拿出手机,拨了周小洁的号。
  “喂!”手机里很快就响起了周小洁的声音。
  “喂,周小洁,你知道高秀丽平时戴不戴耳环?”赵忆兰说。
  “不戴。高秀丽的耳垂没有扎眼,从来不戴耳环。”周小洁说。
  “好的。”赵忆兰放下手机,转身对何钊说,“现在可以下结论了。”
  “那么,这个红衣女子又是什么人?她又何以要在那个时候跑到秀江桥上去跳水自杀?救护队员们在水下搜寻那么久,又为什么只打捞上了高秀丽的尸首,而没有她的尸首?”何钊沉吟着,自言自语地说。
  “你是说,那个女子是在演戏?一场移花接木,掩盖凶手杀人罪行的假戏?”赵忆兰说。
  “就是这样。”
  “那么凶手究竟又是谁呢?又有谁会要杀死高秀丽?难道是她的丈夫白书亭?”
  “当然是他。只有他才能从高秀丽的死上获取最大利益,继承妻子的巨额遗产。”何钊说。
  “不过,事情还有一个疑点:据他们家的邻居说,昨天晚上九点多钟还听见他们夫妻吵了一架,吵得挺凶的。在那种情况下,他又怎么能哄骗得了妻子,让她喝下大量的安眠药呢?”赵忆兰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疑点。
  “你再给他们的邻居打一个电话,问问他们昨晚听到的吵架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何钊说。
  “好的。”赵忆兰又拿起了手机。
  “喂!你是高秀丽家的邻居吗?”她说。
  “是的。”对方回答。
  “请问:你们昨天晚上听到高秀丽家两口子吵架的声音,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
  “什么特别的地方?”
  “比如说声音有没有做作?除了他们两口子的声音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声音?”何钊接过赵忆兰的手机说。
  “你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他们吵架时好像没有关电视,时不时有音乐伴奏的声音。”
  “你听清楚那音乐声确实是从他们家传出来,而不是从别的什么地方传来的吗?”何钊又问。
  “我听得十分清楚,绝对是从他们家里传出来的。”对方回答说。
  “这就对了。”何钊放下手机,对赵忆兰说,“他们听到的并非是高秀丽夫妻俩吵架的声音,而是白书亭播放的一段录音,一段从电视剧里录下来的夫妻吵架的录音。那时的高秀丽,十之八九已经在安眠药的作用下,昏昏入睡了。”
  “现在怎么办?传讯白书亭吗?可是所有这一切,都还仅仅是我们的推测。”赵忆兰说。
  “当然不行。要传讯,必须先掌握确切的证据。”
  “可是这证据又该去哪里寻找?”
  “证据倒是有一个,就是那名在秀江桥上跳水的红衣女子,只要找到她,就有了证据。”何钊说。
  “天哪,那么一个没名没姓,连面貌也不知道的女子,又去哪里寻找?”赵忆兰说。
  “能找到的。明天你去调查一下白书亭,重点查他身旁的女子。看看在与他交往频繁,关系亲密的女子中间,有没有一个会跳水的游泳高手?”
  “好的。我这就去。”赵忆兰说。
  
  五
  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
  次日上午,赵忆兰就回到局里,把几张照片放在何钊面前,说:“此人叫张燕,是一名业余游泳运动员。她与白书亭关系亲密。白书亭曾为她照过许多相,有几张还上过画报。”
  何钊拿起照片一张一张地仔细看了一下,点头说:“不错,这是一条重要线索。你下午去把她约来,对她作一次传讯。”
  “可是我们仍然是一点证据都没有,传讯能有收获吗?”赵忆兰说。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山人自有妙计。”何钊说。
  张燕二十六七岁,高挑、秀气,是一个颇为靓丽的姑娘。
  何钊要她在桌子的对面坐下,说:“有一个案子的侦破需要你的帮助。你能告诉我前天晚上10至11点钟之间,你都在哪里,做了些什么吗?”
  “前天晚上我一直在家,独自一人在看电视。”她说。
  “可是我这里有一段录像,说明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何钊说着打开桌上的一台电脑,指点着荧屏上的图像说,“你看,这是前天晚上十点多钟,秀江桥头的一段录像。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子不就是你吗?”
  张燕向电视看了一眼,一撇嘴说:“不错,我前天是穿了一件红衣服,但那绝不是我。单凭这么一张模糊不清,连脸庞也看不清楚的录像,你怎么就能指认是我呢?”
  何钊平静地一笑,说:“你也许还不大了解当今的电子技术。这台电脑安装了一个特殊的软件,它能恢复破损的照相,也可以将模糊的照相变清晰。”他说着拿起鼠标点击了一下,荧光屏里的图像便逐渐清楚起来,最后,一张张燕的照相便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现在,你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何钊说。
  “不错,那确实是我。”张燕承认说,“那晚的电视枯燥无味,加上心里有点抑闷,我便关了电视,出外去散心。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秀江桥。”
  何钊又用鼠标点击了一下,原先的图像消失了,紧接着出现了两张新照片,两张张燕跨越桥栏,纵身跳水的照片。
  张燕大吃一惊,说:“你这两张照相是哪里来的?当时我仔细看了,那里没有摄像头,前后左右也都没有行人……”

  一
  仲夏的一个上午,刚上班没多久,就烈日炎炎,署气逼人。
  江州市公安局刑侦科科长,被誉为“当代猎神”的何钊,正在电风扇下埋头研究一份案卷,桌上的电话铃声忽然“嘟嘟嘟嘟”地响了起来。
  何钊伸手拿起话筒,说:“喂!这里是市公安局刑侦科,我是何钊。”
  “喂!何科,绿地食品公司的冷库里发现了一具尸体,一具被冻僵了的尸体。”打来电话的是西城区派出所所长高田。
  “什么,冷库里发现了一具冻尸?这可是一件奇事!喂,是陈尸还是新尸体?”何钊问。
  “当然是新尸体。死的是公司的一位叫做白书萍的职员,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初步估计是昨天晚上在冷库里冻死的。”高田说。
  “公司的人怎么说?”何钊问。
  “他们说,有可能是白书萍是在管理员不在场时进的冷库,下班时还未出来,管理员不知她在冷库里,便把她误锁在冷库里了。”
  “这个说法大家能接受吗?”
  “不,死者的母亲首先就通不过。她认为自己的女儿根本没有必要进冷库,更不会不跟管理员打声招呼就进入冷库,到了下班的时间还不出来。”
  “那么,你的看法呢?”
  “我也觉得这事有点蹊跷:就算是她没有与管理员打招呼就进了冷库吧,又怎么会在冷库里呆那么久,直到下班的时间还不出来呢?要知道那冷库里的温度在零下十几度,可不是一个好呆的地方。”高田说。
  “不错不错,你的怀疑有道理。对了,你通知法医汤平了吗?”何钊说。
  “通知了。汤平说他马上就到。”高田说。
  “好的,我们也马上就到。”何钊说。
  接完电话,何钊立即收拾起桌上的案卷,对他的助手赵忆兰说:“去绿地食品公司!那里发生了命案。”
  
  二
  他们与汤平几乎是同时到达绿地公司。高田立即带领他们去看现场。
  那是公司用来贮存食品的大型冷库。冷库里冷气飕飕,使人毛骨悚然。一具女尸就四肢卷曲着靠墙坐在门旁。
  “从冷库关闭到她冻死,这其间一定经过了几个小时,这姑娘也真够可怜的。”高田指点着尸体同情地说。
  何钊仔细向尸体看了一眼,断然说道:“她不是在这里冻死的。”
  “你怎么知道?”高田一惊,连忙追问。
  “因为人被冻死和热死时,其外观表现是一样的。人快冻死时,体温调节中枢麻痹,产生一种极其燥热的幻觉,会拼命地撕扯衣服,这在医学上叫做反常脱衣现象。可是你看,这具尸体的衣服一点也设有撕扯坏。”何钊解释说。
  “他说的没错,事情就是这样的。看来我得把这具尸体弄回实验室去,将它解冻之后再行检验,查找她的死亡时间和真正的死因。”汤平说。
  “那你就快去吧!记住,一有结果立即打电话告诉我。”何钊说。
  “那是当然。”汤平说。
  一俟汤平把尸体运走,何钊也立即开始了他的调查询问工作。他要公司腾出了一间办公室,逐一将有关人员一一叫来进行询问。最先被叫来的是公司负责人事工作的副经理,一位三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
  “请你详细说一说白书萍的情况:她来你们公司多久了?平时表现怎么样?”何钊问。
  “白书萍是去年五月招聘进我们公司的。她大学毕业,成绩优秀,来我公司这一年多里,工作认真负责,成绩优异,各方面的表现都很不错,是一个很好的姑娘。”他回答说。
  “那么,她的人际关系如何?有没有什么仇人,那种必欲置她于死地的仇人?”何钊又问。
  “仇人?她一个姑娘家能有什么仇人?更何况她为人老实,从不与别人争吵。不!绝对没有那种仇人。”他说。
  接着被叫来的是冷库的管理员,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
  “请你告诉我,那冷库的门是不是经常不锁的?”何钊问。
  “是的。每天都要进货出货,有零有整,有时陆陆续续地一天要进出十几二十次,因此库门在每天上午打开后一般都不再加锁,直到下午下班时才把它锁上。”她回答说。
  “也就是说,的确有人可以乘你不注意溜进冷库里去?”何钊说。
  “是的。但有什么人会这样做呢?再说,我每天下班前锁冷库的时候,都会打开门来看一下。昨天我锁冷库时也打开门往里面看了看,冷库里确实什么人也没有呀。”她听后有点急了,连忙为自己辩解起来。
  何钊不觉笑了,说:“你别急!我不会追究你的责任……”他刚说到这里,兜里的手机忽然“嘟嘟嘟嘟”地响了起来。他连忙拿出手机进行接听:
  “喂!是汤平吗?”
  “不错,是我。”手机里响起汤平的声音。
  “检验结果如何?”
  “尸体全身无伤痕,也无中毒的症状,手足的皮肤有大片冻伤,看来姑娘确实是在冷库里冷死的。”
  “可是,她的衣服并没有撕扯的痕迹呀!”何钊疑惑地说。
  “你别性急呀。”汤平继续说道,“从死者胃里抽取出来的胃液里,检测出大量安眠药硝基安定的成分。死者是被人强行灌入大量安眠药,在接近死亡的极度昏迷状态下放进冷库里去的,因此没有临死时那种撕扯衣服的动作。”
  “原来是这样。那么死亡的时间是……”
  “昨晚7——8时。”汤平说。
  “好。”何钊点头关上手机,转而对管理员说:“冷库的钥匙你平时都放在哪里,都有哪些人拿过那把钥匙?”
  “那把钥匙就放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有时来冷库取东西的人来得早,冷库还没有开门,而我手头正好有事,也会把钥匙交给他,要他自己去开门。”她回答说。
  “你再仔细想一想,都有哪些人拿过那把钥匙?”何钊又问。
  “那可就多了,有王大朋、单小春、钱家齐……”她想了想,一连说出了七八个人的名字。
  送走管理员之后,何钊把记下的名单交给赵忆兰,交代她说:“你立即去查一查,这些人平时与白书萍的关系如何,昨天下班之后都去了哪里?”
  “好的,我这就去查。”赵忆兰说。
  
  三
  因为人数较多,赵忆兰的调查工作直到下午才结束。她告诉何钊说:“这七八个人虽然都认识白书萍,但关系都只一般,没有过节,不存在作案动机。昨天下班之后,他们也都返回了自己的家里,也无作案时间。”
  “看来在这些人之外,还另有一个接触过并配制了那把钥匙,能打开冷库的人。然而,这个人会是谁呢……”
  “看来,我们还得另找线索,是不是去寻找一下昨天最后见到白书萍那个人?”赵忆兰建议说。
  “不错!”何钊点头说,“你去一下白书萍的科室,问问看昨天下午是谁最后见到过白书萍,把他带来见我。”
  “好的。”赵忆兰回答说。
  没有多久,赵忆兰就带回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说:“她叫李婉萍,是昨天最后见到白书萍的。”
  何钊客气地请姑娘坐下,问:“请你详细说说,昨天你最后见到白书萍是什么时候,在哪里?”
  “是在昨天下午四点多钟,就在我们的科室里。当时科室里只有我和白书萍两个人。白书萍接了一个电话,说了句‘邓经叫我’就出去了。没想到她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姑娘说。
  “邓经是谁?”何钊问。
  “邓经就是我们的部门经理邓世昌。”姑娘回答说。
  “好的。麻烦你走一趟,去把你们的邓经理叫来。”何钊说。
  “好的。”姑娘回答说。
  没有多久,他们的部门经理邓世昌就来了。
  “据反映,昨天下午四点多钟,你曾经打电话叫过白书萍?”何钊开门见山地问。
  “是的,我找她谈了一次话,总共也不过二十多分钟。大概在四点半左右就让她走了。”邓世昌回答说。
  “能告诉我谈话的内容吗?”何钊又问。
  “当然。”邓世昌回答说,“最近我听到一些反映,说是白书萍在四处打听八年前发生在公司里的一个案子,一个会计跳楼自杀的案子。我觉得这很不好,便找她谈了谈,要她加以注意。”
  “什么?她在打听八年前公司一名会计跳楼自杀的案子?说说看,那是一个什么案子?”
  “八年前上级组织来公司查账,查出五百多万元的现金缺额。当时的会计是一个名叫谢子文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平常兢兢业业,为人非常老实,谁也没有想到会出现那么大的一个漏洞。但谢子文既说不出这一笔钱的去向,又致死也不承认是他贪污挪用了这一笔钱。也是一时想不开,他竟从十二层楼的平台上跳了下去,当即命绝身亡……”
  “这个案子公安机关介入了吗?”
  “介入了。公安局来了两位同志,但他们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个什么结果,最后便不了了之。”邓世昌回答说。
  “白书萍这事,你向上面汇报了吗?”
  “没有。这事上面要知道了,会对白书萍在公司的工作不利,我不能害她丢掉饭碗。”
  “那么,你知道白书萍为什么要四处打听这个案子吗?”何钊又问。
  “我没有问。我想,就是问了,她也不会直说。”邓世昌说着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对了,白书萍生前与财务科的助理会计王斌走得很近,你找王斌来问问,也许他能知道。”
  “好的。”何钊转身对赵忆兰说,“你去一趟财务科,去把那个王斌叫来。”
  没有多久,赵忆兰就把王斌找来了。
  小伙子二十多岁,精明能干,他一坐下就主动说道:“你们找我来,是了解白书萍的事情吧?”
  “不错。你可知道,白书萍在打听八年前公司跳楼自杀的老会计的事?”何钊说。
  “知道。白书萍不仅在打听老会计自杀的事,还要我设法查看一下当年公司的账目,拍摄或是下载一份给她。”
  “你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我问了。她说老会计的女儿是她大学的同学,最好的闺蜜。老会计的女儿一直不相信自己的父亲会贪污巨款,更不相信他会畏罪自杀……”
  “那你帮她查看了那本账吗?”何钊又问。
  “没有。”他说。
  “没有?”何钊一怔,问,“你爱她吗?”
  “很爱。”
  “那你为什么不帮她?”
  “因为以前的旧账都锁在档案室的保险柜里,我根本无法接触到。”他回答说。
  “唔,原来是这样。”何钊点头说。
  送走王斌以后,何钊沉思地说:“看来,白书萍进入这家公司,并不只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而是另有所图。”
  “你怀疑白书萍就是那位老会计的女儿?”赵忆兰说。
  “是的。看来我们得去一趟白书萍的家,去拜访一下她的母亲了。”何钊说。
  
  四
  白书萍的家在城郊的一个贫民区,房屋虽然破旧,但却窗明几净,收拾得非常干净。
  白书萍的母亲是一位五十多岁,瘦小赢弱的老人。一提起案子,她就老泪纵横,伤心地说道:“唉!好端端的一个人,咋就会死了呢……我的书萍,她死得冤呀……”
  “大娘,请节哀!大娘,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查出凶手,替白书萍报仇。”何钊与赵忆兰连忙劝她。
  待老人平静了一点之后,何钊这才开口说道:“大娘,我们今天来,是想问一问白书萍是谢子文的女儿吗?”
  “是的。谢子文就是我的男人,我那冤死的男人。”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终于点头承认说。
  “那么,大娘,当年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您能给我们详细说说吗?”何钊问。
  老人叹了一口气,抹掉眼泪,开始叙述起来:
  “虽然已经过去八年了,但那天的事情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天,我男人去上班时心情很好,他说他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一家人去北京旅游去了。带着孩子去北京旅游,看一看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是我们俩藏在心里很久了的一个心愿。大概是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他还打回来一个电话,说是公司查账,需要加班,他可能要很晚才能回家。谁知那一晚我们等呀等呀,一直等到天亮,都没有等到他回来。等到第二天,却意外地等到了一个噩耗,说是他贪污五百万元巨款,畏罪自杀了……”
  “他真贪污了吗?”何钊问。
  “哪能呀?他为人一向老实,公私分明,连公司的一张纸都不往家里拿,又怎么会贪污那么一笔巨款呢?再说,他如果贪污了那五百万元钱,又拿到哪里去了呢?他可是除了工资之外,连一分钱也没有往家里多拿过呀。”
  “报警了吗?”
  “报了,上面也派来过两个警察。但他们只找几个人随便问了问,就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后来呢?”何钊问。
  “后来,公司强行收缴了我们仅有的一点存款,把我们赶出公司的宿舍,使我们流落街头,一无所有……”
  何钊双眉紧蹙,心情感到异常沉重。
  “更可恨的是,他们还给我们扣上了一顶罪犯家属的帽子,使我找不到工作,使书萍在学校里入不了团,拿不到助学金……
  “我们娘俩咬紧牙关熬呀熬呀,总算熬到书萍长大成人,大学毕业了。书萍成绩非常优秀,原以为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谁知她投出去的应聘书,一份也没有回音。托人一打听,原来还是她父亲的问题,人家都不愿收一个罪犯的子女。这一次书萍再也忍不住了,她一咬牙出去弄了几份假证件,改名换姓去绿地公司应聘,进入他们的公司,去暗查当年的事情……”


  仲春的一个上午,阳光明媚,鸟语花香。
  市公安局院子里的几棵白玉兰花开了。一阵微风吹来,将窗外的花香吹送进来,清香扑鼻,使人感到无比的舒爽。
  “嘟嘟嘟嘟……”桌上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喂!这里是市公安局刑侦科……”猎神何钊拿起话筒说道。
  “喂,猎神,东亭湖旁发生了一起命案,一名女摩托手冲进湖水里淹死了。”话筒里传来东亭派出所所长罗刚的声音。
  “什么?一名女摩托手驾车冲进湖里?喂!你确定是她自己驾驶着摩托车冲进湖水里去的吗?”
  “当然。湖岸离公路不远,尸体与摩托车都浸没在水里,不是她自己驾驶着摩托车冲进湖水里去的,又该怎么解释?”
  “那你们处理一下不就行了。”
  “不行呀,她的母亲坚持说是谋杀,是她的女婿杀死了她的女儿。”罗刚说。
  “好吧,我们这就去现场。”何钊回答说。
  何钊放下话筒,迅速收拾起桌上的东西,对他的助手赵忆兰说:“去东亭湖!那儿发生了命案。”
  “好的。”赵忆兰回答说。
  因为路程较远,何钊驾驶着警车一路风驰电掣,也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现场。
  东亭湖是江州著名的风景区之一,白天游人如云,非常热闹;但由于距离市区较远,一到晚上便沦为一片寂静,人迹寥寥了。
  罗刚一见何钊,就迫不及待地向他介绍说:“尸体是早上两位晨练的老人发现的。他们一发现就打110报了案。”
  “死者的身份查明了吗?”何钊问。
  “查明了。死者的身上有一部手机,手机的防水性能很好,在水里泡浸了一夜,还能使用。通过机内贮存的号码,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死者的亲属,查明了死者的身份。死者叫谢木兰,今年二十八岁,是申花实业公司的一名业务员。”罗刚说。
  “死者的摩托车也打捞上来了。经检查,车子的转向与制动器都没有毛病,可以排除由于故障原因造成的车祸。”罗刚又补充说。
  法医汤平也向何钊介绍说:“尸体腹内积水很多,确系溺水而死。根据尸斑状况与胃内提取物分析,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昨晚7至8时之间。”
  何钊点点头,问:“有死前与人博斗过的痕迹吗?”
  “没有。死者所戴的头盔与衣服完好无损,手指甲内也未留下对方的衣服纤维以及皮屑等物。”汤平回答。
  “那么,胃里有酒精成分吗?”
  “没有。”
  “有巴比妥、安定、安泰乐等安眠药,或大麻、吗啡、可卡因等麻醉药,以及其他的能使人昏迷的药物成分吗?”
  汤平不觉回头看了他一眼,说:“当然没有。你问这一些干吗?”
  何钊指指湖畔的现场,说:“你看,这湖岸距离公路虽近,但也有五六米的距离。公路在这里又是直线,没有急转弯。一个没有酒醉,没有服用安眠药或麻醉药的神志清醒的人,又怎么会让摩托车驶离公路,越过那么长一段距离,冲进湖里去呢?”何钊解释说。
  “原来是这样。那我可就不得而知了。”汤平笑着回答说。
  此案看似简单明瞭,很像是死者驾驶摩托车操作失误,越过马路,冲进湖里,属于失足落水淹死。但何钊总觉得还有一个疑点,那就是湖岸距公路有一定的距离,且此处公路又未转弯,一个清醒的车手又怎么会让车子驶离公路,跨越那么长一段距离,冲进湖里去呢?
  
  二
  死者的母亲与丈夫都已经传唤至现场,何钊便决定先对他们作一些询问。
  死者的母亲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矮小瘦弱,但精神却很矍烁。
  “老人家,请节哀顺变!”何钊试探着向她了解说,“请您仔细回忆一下,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您女儿有没有因为什么事情而烦躁不安,精神无法集中?”
  “没有,绝对没有。”她说。
  “那么,她会不会是遇到什么挫折或打击,一时想不通……”
  “同志!你是怀疑我女儿是自杀或是意外失足落水?”老人忽然打断他的话,愤怒地说道:“不!我女儿不是失足,更不是自杀。是他,是他那个丧尽天良的东西,杀死了我的女儿,杀死了我的女儿……”
  “你是说你的女婿万平吧?可是,您又凭什么这样说他呢?”何钊问。
  “凭什么?就凭他死乞白赖地追我女儿,不到两个月就一再央求我女儿与他结婚;结婚不到两个月,又急急忙忙地去给我女儿买人寿保险。这不,刚一买保险,我女儿就死了,他就能得到三百万元的赔偿……”
  何钊听后一怔,忙问:“你是说你女婿为你女儿买了一份三百万元的巨额人寿保险,而受益人就是他自己?”
  “就是这样。一开始他还瞒着我们。后来我女儿寻找东西,发现了两份保单,才知道这件事。”老人说到这里,忽然站起来,拉住何钊的手,哀求说,“公安同志,请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调查清楚,还我女儿一个公道。绝对不要放过那个恶棍!”
  “大妈,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调查,还你女儿一个公道。”何钊说。
  死者的丈夫万平,三十二岁,是华茂机电公司的一名职工。他中等身材,五官端正,仪态大方,给人一个诚实正派的印象。
  “你能告诉我们,你与你妻子是怎么认识的吗?”何钊开始问道。
  “当然。”万平点点头,开始说道:
  “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后来,我又发现她勤奋好学,涉历很广,在历史、地理、文学等方面都有丰富的知识,尤其是她心地坦荡,见识不凡,在为人处世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于是,我开始了对她的追求。”
  “听说,你们认识还不到两个月,你就频频向她求婚了?”何钊说。
  “是的。我今年已经三十二岁,她也二十八岁,年龄都不小了。既然找到了心目中的她,就想尽早结婚,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他说。
  “我还听说,结婚不到两个月,你就去替她买了一份三百万元的巨额人寿保险?”
  “是的。不过,我并不是特地去为她买的。你知道,我在厂里是做产品维修工作的,经常要出差去外地。近来常有一些飞机失事,客车出车祸的报道,朋友们便劝我去买一份人寿保险。那一天,我去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劝我为自己的妻子也买一份。我说我的妻子长年在家,很少外出,买那保险干什么。她说你妻子总要乘地铁,乘公交车吧?总要在街道上行走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哪一天出了车祸,后悔可就晚了。再说,这是一款保本付息的保险,即使不出什么事,到了期限,也会还你本金,另外还会付一些利息,有什么花不来的呢?我一想也是,就为我妻子也购买了一份保险。”
  “原来是这样。”何钊听后点点头,又问,“那么,你能告诉我,昨天晚上7至8点,也就是你妻子遇难的那一段时间里,你在哪里吗?”
  “怎么,你难道还怀疑我,怀疑是我把我的妻子推进湖里去的吗?”
  “请别生气!这只不过是例行的询问。在案子的真相大白以前,任何人都有嫌疑。”
  “昨天晚上我在厂里加班,帮二车间修理一台机器。你可以去问一下,二车间的人都可以为我作证。”他说。
  
  三
  “看来,这个万平有恃无恐。死者妈妈的怀疑恐怕不能成立。”结束询问以后,赵忆兰说。
  何钊点点头,对她说:“事情还不能就此下结论。你下午去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去这条公路的两头,把所有十字路口昨晚7至8点钟的录像带都调来,查一查死者谢木兰昨晚是单独一人乘坐的摩托车,还是与别人一起,两人共乘一辆摩托车?”
  “你怀疑并不是死者自己驾驶着车子冲进湖里的?”
  “是的。如果是前者,就很有可能是她自己驾车不慎而掉入湖里的。但如果是后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那么,另外一件事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去万平的单位查一查,看看他昨天晚上是否确实在厂里加班?”何钊说。
  “好的,我这就去。”赵忆兰说。
  何钊笑了,说:“别性急嘛!也不看看时间,都要吃午饭了,等吃了饭再去。”
  下午,上班没有多久,赵忆兰就返回了局里。她把几卷录像带交给何钊,说:“找到了!在这几卷录像带里,都有死者谢木兰的录像。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与另一个人一起,两人共乘一辆摩托。在前面驾车的是一名男人,谢木兰双手扶着那男人的腰,坐在后座。只是晚上光线差,那男人又戴着头盔,用头盔遮住了半边脸,无法看清他的面貌。”
  何钊将录像带放入计算机,荧光屏里果然出现了谢木兰的摩托车。但摩托车一闪而过,根本看不清驾车人的面貌。何钊不甘心,又换了一卷录像带,但他一连换了几卷录像带,结果都是一样。他不觉叹了一口气,说:“这个男人是谁呢?会不会是她的丈夫万平?”
  “不会。我去他们厂里调查了:万平昨晚确实在厂里加班,有许多人为他作证。他有不在现场的充足证明。”赵忆兰说。
  “那么,我们的下一步工作就是要设法去寻找到这一个摩托车手。”
  “可是既无面貌,又无姓名,这个人又应该怎么去找?”
  “第一,这个人能驾驶谢木兰的车,驮着她去市郊,一定与谢木兰非常熟悉;第二,此人一定能从谢木兰的死上获得巨大的利益,包括经济上的和非经济上的;第三,此人一定会游泳,能够在落水之后挣脱谢木兰,独自游上岸来……”何钊分析说。
  “茫茫人海,单凭这么三点去寻找一个人,还不是大海捞针。”
  “也有一个简捷的方法,那就是去一趟移动,把谢木兰昨天的通话记录拿来……”
  “你是说,在谢木兰昨天的通话记录里,会有那个人的电话?”
  “那是当然,若不是事先相约,两个人又怎么会走到一起,坐上同一辆摩托车呢?”何钊说。
  “不错,不错!我这就去。”赵忆兰说。
  没有多久,赵忆兰就从移动回来了。她交给何钊一张单子,说:“昨天一共有三个男人给谢木兰打过电话。我都一一查实了,这三个人是张伟东、李宁与杨晓飞,都是与他们夫妻同乡、同学或是同厂的工人。”
  “好!我们明天就去会一会这三个人。”何钊说。
  
  四
  张伟东,二十九岁,高大瘦削,待人热情,是谢木兰的中学同学。
  “你与谢木兰很熟吗?”何钊问他说。
  “当然,我们中学同学六年,现在又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又怎么会不熟。”他说。
  “前天你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是的,那是在中午十二点多钟。”
  “能告诉我电话的内容吗?”
  “当然。我们几个同学商量着要在这个星期天聚会一次,我是打电话通知她聚会的时间和地点的。”
  “你知道她已经死了吗?”
  “什么,谢木兰死了?她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他听后一惊,连连问道。
  “就在前天晚上,把摩托车骑进了湖里。”
  “什么,她把摩托车骑进了湖里?这不大可能吧?”
  “也许,并不是她自己把摩托车骑进了湖里,而是有人开车把她带进湖里,故意将她淹死的。我想,这个人应该不会是你吧?”何钊说。
  “当然不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为什么要杀她?杀了她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他抬头怒视着何钊,生气地问。
  “那么,你能告诉我,前天晚上7至8点钟,你在哪里吗?”
  “前天晚上我去彩霞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
  “影片的名字?都有一些什么内容?”
  “美国大片《盗梦空间》。讲的是一名催眠师将一个人催眠入梦,在梦中引导他放弃自己的财产继承权……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张那天的电影票。”他说着把手伸进衣袋,摸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电影票。
  何钊接过电影票一看,果然是彩霞电影院前天晚上7点20分的电影票,座位是9排12号。
  李宁,三十一岁,长得比较矮小,人也有一点腼腆,也是谢木兰同一个公司的同事。
  “你与谢木兰很熟吧?”何钊用同样的方法开始了他的讯问。
  “是的。我与她在同一个公司工作,又是在同一个科室里,天天见面,怎么会不熟悉?”他的回答也与张伟东的回答大体相同。
  “前天,你曾经给她打过一个电话?”
  “是的,大概是在上午八点多钟。”
  “是与她约会吗?”
  “笑话!人家是有夫之妇,我怎么会与她约会?”他说。
  “那么,你能把电话的内容告诉我吗?”何钊说。
  “事情是这样的,前天我回乡下的老家去了一趟,正好那一天是老家赶集的日子,我便打个电话去问问,要不要为她带点什么东西。”
  “你知道她已经死了吗?”何钊又问。
  “知道。昨天我去公司上班,就听说了。唉!她怎么就会把摩托车骑到湖里去了呢?”他说。
  “如果不是她自己把车子骑到湖里去的呢?”
  “你是说,是有人把她推到湖里去的?”他听后一怔,怀疑地说,“那不可能吧?那么好的一个人,有谁会对她下这样的毒手呢?”
  “你能告诉我,前天晚上7至8点,你在什么地方吗?”何钊最后问道。
  “前天我在乡下的老家呆了一天,吃了晚饭才回来。老家离城里有一百多里路,那一段时间我肯定是在回城的路上。”他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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