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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公安局院子里的几棵白玉兰花开了,便带


  仲春的一个上午,阳光明媚,鸟语花香。
  市公安局院子里的几棵白玉兰花开了。一阵微风吹来,将窗外的花香吹送进来,清香扑鼻,使人感到无比的舒爽。
  “嘟嘟嘟嘟……”桌上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喂!这里是市公安局刑侦科……”猎神何钊拿起话筒说道。
  “喂,猎神,东亭湖旁发生了一起命案,一名女摩托手冲进湖水里淹死了。”话筒里传来东亭派出所所长罗刚的声音。
  “什么?一名女摩托手驾车冲进湖里?喂!你确定是她自己驾驶着摩托车冲进湖水里去的吗?”
  “当然。湖岸离公路不远,尸体与摩托车都浸没在水里,不是她自己驾驶着摩托车冲进湖水里去的,又该怎么解释?”
  “那你们处理一下不就行了。”
  “不行呀,她的母亲坚持说是谋杀,是她的女婿杀死了她的女儿。”罗刚说。
  “好吧,我们这就去现场。”何钊回答说。
  何钊放下话筒,迅速收拾起桌上的东西,对他的助手赵忆兰说:“去东亭湖!那儿发生了命案。”
  “好的。”赵忆兰回答说。
  因为路程较远,何钊驾驶着警车一路风驰电掣,也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现场。
  东亭湖是江州著名的风景区之一,白天游人如云,非常热闹;但由于距离市区较远,一到晚上便沦为一片寂静,人迹寥寥了。
  罗刚一见何钊,就迫不及待地向他介绍说:“尸体是早上两位晨练的老人发现的。他们一发现就打110报了案。”
  “死者的身份查明了吗?”何钊问。
  “查明了。死者的身上有一部手机,手机的防水性能很好,在水里泡浸了一夜,还能使用。通过机内贮存的号码,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死者的亲属,查明了死者的身份。死者叫谢木兰,今年二十八岁,是申花实业公司的一名业务员。”罗刚说。
  “死者的摩托车也打捞上来了。经检查,车子的转向与制动器都没有毛病,可以排除由于故障原因造成的车祸。”罗刚又补充说。
  法医汤平也向何钊介绍说:“尸体腹内积水很多,确系溺水而死。根据尸斑状况与胃内提取物分析,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昨晚7至8时之间。”
  何钊点点头,问:“有死前与人博斗过的痕迹吗?”
  “没有。死者所戴的头盔与衣服完好无损,手指甲内也未留下对方的衣服纤维以及皮屑等物。”汤平回答。
  “那么,胃里有酒精成分吗?”
  “没有。”
  “有巴比妥、安定、安泰乐等安眠药,或大麻、吗啡、可卡因等麻醉药,以及其他的能使人昏迷的药物成分吗?”
  汤平不觉回头看了他一眼,说:“当然没有。你问这一些干吗?”
  何钊指指湖畔的现场,说:“你看,这湖岸距离公路虽近,但也有五六米的距离。公路在这里又是直线,没有急转弯。一个没有酒醉,没有服用安眠药或麻醉药的神志清醒的人,又怎么会让摩托车驶离公路,越过那么长一段距离,冲进湖里去呢?”何钊解释说。
  “原来是这样。那我可就不得而知了。”汤平笑着回答说。
  此案看似简单明瞭,很像是死者驾驶摩托车操作失误,越过马路,冲进湖里,属于失足落水淹死。但何钊总觉得还有一个疑点,那就是湖岸距公路有一定的距离,且此处公路又未转弯,一个清醒的车手又怎么会让车子驶离公路,跨越那么长一段距离,冲进湖里去呢?
  
  二
  死者的母亲与丈夫都已经传唤至现场,何钊便决定先对他们作一些询问。
  死者的母亲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矮小瘦弱,但精神却很矍烁。
  “老人家,请节哀顺变!”何钊试探着向她了解说,“请您仔细回忆一下,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您女儿有没有因为什么事情而烦躁不安,精神无法集中?”
  “没有,绝对没有。”她说。
  “那么,她会不会是遇到什么挫折或打击,一时想不通……”
  “同志!你是怀疑我女儿是自杀或是意外失足落水?”老人忽然打断他的话,愤怒地说道:“不!我女儿不是失足,更不是自杀。是他,是他那个丧尽天良的东西,杀死了我的女儿,杀死了我的女儿……”
  “你是说你的女婿万平吧?可是,您又凭什么这样说他呢?”何钊问。
  “凭什么?就凭他死乞白赖地追我女儿,不到两个月就一再央求我女儿与他结婚;结婚不到两个月,又急急忙忙地去给我女儿买人寿保险。这不,刚一买保险,我女儿就死了,他就能得到三百万元的赔偿……”
  何钊听后一怔,忙问:“你是说你女婿为你女儿买了一份三百万元的巨额人寿保险,而受益人就是他自己?”
  “就是这样。一开始他还瞒着我们。后来我女儿寻找东西,发现了两份保单,才知道这件事。”老人说到这里,忽然站起来,拉住何钊的手,哀求说,“公安同志,请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调查清楚,还我女儿一个公道。绝对不要放过那个恶棍!”
  “大妈,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调查,还你女儿一个公道。”何钊说。
  死者的丈夫万平,三十二岁,是华茂机电公司的一名职工。他中等身材,五官端正,仪态大方,给人一个诚实正派的印象。
  “你能告诉我们,你与你妻子是怎么认识的吗?”何钊开始问道。
  “当然。”万平点点头,开始说道:
  “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后来,我又发现她勤奋好学,涉历很广,在历史、地理、文学等方面都有丰富的知识,尤其是她心地坦荡,见识不凡,在为人处世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于是,我开始了对她的追求。”
  “听说,你们认识还不到两个月,你就频频向她求婚了?”何钊说。
  “是的。我今年已经三十二岁,她也二十八岁,年龄都不小了。既然找到了心目中的她,就想尽早结婚,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他说。
  “我还听说,结婚不到两个月,你就去替她买了一份三百万元的巨额人寿保险?”
  “是的。不过,我并不是特地去为她买的。你知道,我在厂里是做产品维修工作的,经常要出差去外地。近来常有一些飞机失事,客车出车祸的报道,朋友们便劝我去买一份人寿保险。那一天,我去保险公司购买保险,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劝我为自己的妻子也买一份。我说我的妻子长年在家,很少外出,买那保险干什么。她说你妻子总要乘地铁,乘公交车吧?总要在街道上行走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哪一天出了车祸,后悔可就晚了。再说,这是一款保本付息的保险,即使不出什么事,到了期限,也会还你本金,另外还会付一些利息,有什么花不来的呢?我一想也是,就为我妻子也购买了一份保险。”
  “原来是这样。”何钊听后点点头,又问,“那么,你能告诉我,昨天晚上7至8点,也就是你妻子遇难的那一段时间里,你在哪里吗?”
  “怎么,你难道还怀疑我,怀疑是我把我的妻子推进湖里去的吗?”
  “请别生气!这只不过是例行的询问。在案子的真相大白以前,任何人都有嫌疑。”
  “昨天晚上我在厂里加班,帮二车间修理一台机器。你可以去问一下,二车间的人都可以为我作证。”他说。
  
  三
  “看来,这个万平有恃无恐。死者妈妈的怀疑恐怕不能成立。”结束询问以后,赵忆兰说。
  何钊点点头,对她说:“事情还不能就此下结论。你下午去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去这条公路的两头,把所有十字路口昨晚7至8点钟的录像带都调来,查一查死者谢木兰昨晚是单独一人乘坐的摩托车,还是与别人一起,两人共乘一辆摩托车?”
  “你怀疑并不是死者自己驾驶着车子冲进湖里的?”
  “是的。如果是前者,就很有可能是她自己驾车不慎而掉入湖里的。但如果是后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那么,另外一件事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去万平的单位查一查,看看他昨天晚上是否确实在厂里加班?”何钊说。
  “好的,我这就去。”赵忆兰说。
  何钊笑了,说:“别性急嘛!也不看看时间,都要吃午饭了,等吃了饭再去。”
  下午,上班没有多久,赵忆兰就返回了局里。她把几卷录像带交给何钊,说:“找到了!在这几卷录像带里,都有死者谢木兰的录像。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与另一个人一起,两人共乘一辆摩托。在前面驾车的是一名男人,谢木兰双手扶着那男人的腰,坐在后座。只是晚上光线差,那男人又戴着头盔,用头盔遮住了半边脸,无法看清他的面貌。”
  何钊将录像带放入计算机,荧光屏里果然出现了谢木兰的摩托车。但摩托车一闪而过,根本看不清驾车人的面貌。何钊不甘心,又换了一卷录像带,但他一连换了几卷录像带,结果都是一样。他不觉叹了一口气,说:“这个男人是谁呢?会不会是她的丈夫万平?”
  “不会。我去他们厂里调查了:万平昨晚确实在厂里加班,有许多人为他作证。他有不在现场的充足证明。”赵忆兰说。
  “那么,我们的下一步工作就是要设法去寻找到这一个摩托车手。”
  “可是既无面貌,又无姓名,这个人又应该怎么去找?”
  “第一,这个人能驾驶谢木兰的车,驮着她去市郊,一定与谢木兰非常熟悉;第二,此人一定能从谢木兰的死上获得巨大的利益,包括经济上的和非经济上的;第三,此人一定会游泳,能够在落水之后挣脱谢木兰,独自游上岸来……”何钊分析说。
  “茫茫人海,单凭这么三点去寻找一个人,还不是大海捞针。”
  “也有一个简捷的方法,那就是去一趟移动,把谢木兰昨天的通话记录拿来……”
  “你是说,在谢木兰昨天的通话记录里,会有那个人的电话?”
  “那是当然,若不是事先相约,两个人又怎么会走到一起,坐上同一辆摩托车呢?”何钊说。
  “不错,不错!我这就去。”赵忆兰说。
  没有多久,赵忆兰就从移动回来了。她交给何钊一张单子,说:“昨天一共有三个男人给谢木兰打过电话。我都一一查实了,这三个人是张伟东、李宁与杨晓飞,都是与他们夫妻同乡、同学或是同厂的工人。”
  “好!我们明天就去会一会这三个人。”何钊说。
  
  四
  张伟东,二十九岁,高大瘦削,待人热情,是谢木兰的中学同学。
  “你与谢木兰很熟吗?”何钊问他说。
  “当然,我们中学同学六年,现在又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又怎么会不熟。”他说。
  “前天你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是的,那是在中午十二点多钟。”
  “能告诉我电话的内容吗?”
  “当然。我们几个同学商量着要在这个星期天聚会一次,我是打电话通知她聚会的时间和地点的。”
  “你知道她已经死了吗?”
  “什么,谢木兰死了?她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他听后一惊,连连问道。
  “就在前天晚上,把摩托车骑进了湖里。”
  “什么,她把摩托车骑进了湖里?这不大可能吧?”
  “也许,并不是她自己把摩托车骑进了湖里,而是有人开车把她带进湖里,故意将她淹死的。我想,这个人应该不会是你吧?”何钊说。
  “当然不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为什么要杀她?杀了她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他抬头怒视着何钊,生气地问。
  “那么,你能告诉我,前天晚上7至8点钟,你在哪里吗?”
  “前天晚上我去彩霞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
  “影片的名字?都有一些什么内容?”
  “美国大片《盗梦空间》。讲的是一名催眠师将一个人催眠入梦,在梦中引导他放弃自己的财产继承权……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张那天的电影票。”他说着把手伸进衣袋,摸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电影票。
  何钊接过电影票一看,果然是彩霞电影院前天晚上7点20分的电影票,座位是9排12号。
  李宁,三十一岁,长得比较矮小,人也有一点腼腆,也是谢木兰同一个公司的同事。
  “你与谢木兰很熟吧?”何钊用同样的方法开始了他的讯问。
  “是的。我与她在同一个公司工作,又是在同一个科室里,天天见面,怎么会不熟悉?”他的回答也与张伟东的回答大体相同。
  “前天,你曾经给她打过一个电话?”
  “是的,大概是在上午八点多钟。”
  “是与她约会吗?”
  “笑话!人家是有夫之妇,我怎么会与她约会?”他说。
  “那么,你能把电话的内容告诉我吗?”何钊说。
  “事情是这样的,前天我回乡下的老家去了一趟,正好那一天是老家赶集的日子,我便打个电话去问问,要不要为她带点什么东西。”
  “你知道她已经死了吗?”何钊又问。
  “知道。昨天我去公司上班,就听说了。唉!她怎么就会把摩托车骑到湖里去了呢?”他说。
  “如果不是她自己把车子骑到湖里去的呢?”
  “你是说,是有人把她推到湖里去的?”他听后一怔,怀疑地说,“那不可能吧?那么好的一个人,有谁会对她下这样的毒手呢?”
  “你能告诉我,前天晚上7至8点,你在什么地方吗?”何钊最后问道。
  “前天我在乡下的老家呆了一天,吃了晚饭才回来。老家离城里有一百多里路,那一段时间我肯定是在回城的路上。”他回答说。

图片 1
  夜雾迷茫,暮色深沉,热闹了一天的街道开始沉寂下去,寥无行人。
  一个人影忽然迎着秋风登上高高的秀江桥。那是一位二十七八岁,身着红衣的年轻女子。她在桥上徘徊了一会儿,仰头看看天,低头看看水,又左右顾盼了一下,四顾无人,便毅然跨越桥栏,纵身一跃,跳下水去……
  但这女子的投水自尽,终究还是被一个人看到了。那是一个三十多岁,下班晚归的打工仔。打工仔不会游泳,只急得拚命高喊“救命!救命!有人跳水了……”接着又拿出手机拨打了求救电话。
  没一会儿,当地的警察和救护人员就都赶到了。他们立刻下水展开了搜索救人的工作。然而由于时间相隔过久,投河者早已身沉水底,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潜下水去四处搜索,却一直未能寻找到投河者。
  时间一点点过去,投河者已绝无生还的希望,但搜救人员仍在不断扩大范围,一遍又一遍地潜下水去进行搜索,不愿中止自己的工作……
  搜救工作一直进行了几个小时,直到黎明时分,这才在离大桥五十多米的下游处找到了投河者的尸体。
  死者的身份很快就查清楚了:她叫高秀丽,是江州实业公司的一名职员。据她家的邻居说,昨晚听见小俩口吵了一架,吵得挺凶的。因为小俩口子吵架,大都是白天吵晚上好,床下吵床上好,也就没有在意,不曾过去看一下;没想到竟酿成了这样的大祸。
  高秀丽的丈夫叫白书亭,是红花婚纱公司的一名摄影师。白书亭闻讯赶来后,抱着妻子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悔恨自己昨夜不该为了一件小事与妻子吵架,更不该负气出走,去公司里住宿……
  案子简单清楚,当地派出所便顺理成章地作出了“投河自尽,溺水死亡”的结论。
  然而,这个结论却遭到了一个人的质疑,并将它反映到市公安局刑侦科,请求刑侦科派员调查。此人就是高秀丽的老同学,与她在同一个公司工作的闺密周小洁。
  
  二
  由于案子特殊,刑侦科的何钊科长亲自接待了周小洁。
  何钊,四十多岁,高大魁梧,英勇睿智,曾经侦破过不少大案要案,是江州市著名的小神探。
  “说说看,你为什么要质疑派出所的结论?”他问。
  “因为高秀丽根本不是自杀。”周小洁回答。姑娘二十七八岁,矮小,瘦削,长着一张娃娃脸,乍一看去,颇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
  “根据呢?办理案子可不能凭主观臆测。”
  “我与高秀丽同学十年,大学毕业以后又进了同一家公司,对她非常了解。首先,她为人豁达,性格坚强,绝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去寻短见;其次,她从小就学会了游泳,一个会游泳的人,即使要寻短见,也不会选择投河跳水这一方式;还有,那就是她最近还接受了一笔遗产,是她在海外的叔叔遗赠给她的……”
  “哦,你知道那笔遗产的具体数目吗?”何钊问。
  “具体数目不清楚,但至少在百万以上。”周小洁回答。
  “是人民币吗?”
  “不,是美元。”
  “唔,那可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是的。你想,一个刚得到这么一笔巨款,一夜致富的幸运儿,又怎么会去自杀呢?”
  “不错,你说得有道理。”何钊点头说。
  “高秀丽是个独生女,父母都已亡故,在这个城市里已没有亲人。作为她生前最好的朋友,最最信任的知己,我又怎么能让她不明不白地含冤死去,并且还要被加上一个自杀身亡的臭名声,遭人唾骂呢?”周小洁说着说着激动起来,一张圆脸涨得通红。
  何钊为姑娘的精神所感,赞许地点点头,说:“好!你的投诉我受理了。我们会立即介入此案,进行调查。”
  “看来我们得暂时放一放手头的工作,去一趟案发现场了。”送走姑娘以后,何钊对他的助手,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刑警赵忆兰说。
  “老师,你要亲自出马,去现场验尸?”赵忆兰说。赵忆兰几年前从警校毕业分配到这里时,局长把她交给了何钊,要何钊言传身教,带好这个徒弟,所以她一直尊称何钊为“老师”。
  “是的,此案的当务之急,是先要弄清楚高秀丽是不是那个打工仔所看到的那个投江自杀的女人。”
  
  三
  高秀丽的尸体还停放的河旁。
  法医汤平已率先来到,做完了尸检工作。他向何钊介绍说:“尸体全身无伤痕,腹内大量积水,确系溺水而死。死亡时间为昨晚10至12点,与打工仔看到的那个红衣女郎跳水的时间相符。”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死者并非死于此地,而是在别处溺死后被移尸到此,抛在河里的?”何钊沉吟着说。
  “我已经抽取死者胃里的水样和河水的水样送去化验了,一会儿就能知道。”汤平说。
  他的话刚说完,衣兜里的手机就“嘟嘟嘟”地响了起来。他拿出手机桉了一下,说:“喂,我是汤平。”
  “喂,汤平,化验结果出来了。你送来的两瓶水样,水质完全一致,都是秀江河里的河水。”手机里传来对方清晰的声音。
  汤平关掉手机,回头对何钊说:“听到了吗?你的那个假设被推翻了。”
  “那么,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死者是被人强行按入水中溺死的?”何钊又问。
  “那不可能。”汤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要是那样,死者必定会进行挣扎。那么,在死者的皮肤上一定会留下擦痕,手指甲内也会留下微量的泥沙、水草,甚或是凶手衣服上的纤维,皮肤上的皮屑等物质的微粒。但这具尸体身上什么也没有。”
  “是不是还有这种可能,就是死者是在睡眠状态下,被人扔进水里的?”何钊又问。
  “睡眠状态?”汤平不觉笑了,说,“世上哪有睡得如此死的人,被人扔进了水里也不会醒?”
  “我是说处在一种严重的昏睡状态,比如说被人灌了大量的安眠药,处在一种失去了知觉的严重的昏睡状态。”
  “那倒也有可能。只是待到进入昏睡状态,安眠药就已经被全部吸收进体内,胃里残存的安眠药成分已经微乎其微,加上落水时喝了大量的水,又在河水里泡浸了这么久,我实在已无法检测出死者生前是否服用过大量的安眠药。”汤平说。
  虽说尸体是破案的一个重要证据,但此时何钊已无法再要高秀丽的尸体站出来说话,他必须另辟蹊径,去寻找新的线索了。
  
  四
  何钊首先找到那位目击红衣女子跳水的打工仔,把一张高秀丽的照片放在他的面前,要他仔细看看,是不是他昨天晚上所看到过的跳水人?谁知打工仔连照片也不看一眼,就连连摇头说:“当时光线很暗,距离又远,我连跳水人的模样都没有看清楚,又怎么去辨认?”
  “你还是看一下吧,也许能从她们的身上找到某些相同的特征。”何钊说。
  打工仔这才拿起那张照片看了一下,说:“只除了身上这件红衣服有点相似外,其余的我实在说不上来。”
  何钊接着想起,秀江桥的两头都装有摄像头,又要赵忆兰去把那两个摄像头昨晚的录像带调来,一一仔细地察看起来。
  因为是深夜,录像里的车辆和行人都很稀少。大概是在十点二十分左右吧,忽然从大桥右方的人行道上走来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径直走上大桥,接着便在录像中消失了。何钊连忙定格录像,把人像放大。但由于光线太暗,加上那人走路时又低垂着头,无论何钊怎样放大,也无法看清那人的面貌。何钊心有不甘,仍然把那一段录像倒来倒去地反复看个不停。何钊看着看着,忽然兴奋地一击桌子,招呼赵忆兰过来,指点着录像说:
  “你看那女子耳朵上一点闪光的东西是什么?”
  “耳环。”赵忆兰说。
  “对!就是耳环。你还记得高秀丽的尸体上戴没戴耳环?”
  “没戴。”
  “这就对了。这说明打工仔看到的这个跳水自杀的女子,并非高秀丽。”
  “不错,不错……”赵忆兰点头赞同地说。但她考虑了一下,又有点犹豫地说:“不过,也有可能她原来是带了耳环的,落水以后,或是在后来被打捞上来的时候给弄丢了。”
  “你马上给周小洁打一个电话,问问她高秀丽平时戴不戴耳环?”
  “好的。”赵忆兰立即拿出手机,拨了周小洁的号。
  “喂!”手机里很快就响起了周小洁的声音。
  “喂,周小洁,你知道高秀丽平时戴不戴耳环?”赵忆兰说。
  “不戴。高秀丽的耳垂没有扎眼,从来不戴耳环。”周小洁说。
  “好的。”赵忆兰放下手机,转身对何钊说,“现在可以下结论了。”
  “那么,这个红衣女子又是什么人?她又何以要在那个时候跑到秀江桥上去跳水自杀?救护队员们在水下搜寻那么久,又为什么只打捞上了高秀丽的尸首,而没有她的尸首?”何钊沉吟着,自言自语地说。
  “你是说,那个女子是在演戏?一场移花接木,掩盖凶手杀人罪行的假戏?”赵忆兰说。
  “就是这样。”
  “那么凶手究竟又是谁呢?又有谁会要杀死高秀丽?难道是她的丈夫白书亭?”
  “当然是他。只有他才能从高秀丽的死上获取最大利益,继承妻子的巨额遗产。”何钊说。
  “不过,事情还有一个疑点:据他们家的邻居说,昨天晚上九点多钟还听见他们夫妻吵了一架,吵得挺凶的。在那种情况下,他又怎么能哄骗得了妻子,让她喝下大量的安眠药呢?”赵忆兰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疑点。
  “你再给他们的邻居打一个电话,问问他们昨晚听到的吵架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何钊说。
  “好的。”赵忆兰又拿起了手机。
  “喂!你是高秀丽家的邻居吗?”她说。
  “是的。”对方回答。
  “请问:你们昨天晚上听到高秀丽家两口子吵架的声音,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
  “什么特别的地方?”
  “比如说声音有没有做作?除了他们两口子的声音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声音?”何钊接过赵忆兰的手机说。
  “你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他们吵架时好像没有关电视,时不时有音乐伴奏的声音。”
  “你听清楚那音乐声确实是从他们家传出来,而不是从别的什么地方传来的吗?”何钊又问。
  “我听得十分清楚,绝对是从他们家里传出来的。”对方回答说。
  “这就对了。”何钊放下手机,对赵忆兰说,“他们听到的并非是高秀丽夫妻俩吵架的声音,而是白书亭播放的一段录音,一段从电视剧里录下来的夫妻吵架的录音。那时的高秀丽,十之八九已经在安眠药的作用下,昏昏入睡了。”
  “现在怎么办?传讯白书亭吗?可是所有这一切,都还仅仅是我们的推测。”赵忆兰说。
  “当然不行。要传讯,必须先掌握确切的证据。”
  “可是这证据又该去哪里寻找?”
  “证据倒是有一个,就是那名在秀江桥上跳水的红衣女子,只要找到她,就有了证据。”何钊说。
  “天哪,那么一个没名没姓,连面貌也不知道的女子,又去哪里寻找?”赵忆兰说。
  “能找到的。明天你去调查一下白书亭,重点查他身旁的女子。看看在与他交往频繁,关系亲密的女子中间,有没有一个会跳水的游泳高手?”
  “好的。我这就去。”赵忆兰说。
  
  五
  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
  次日上午,赵忆兰就回到局里,把几张照片放在何钊面前,说:“此人叫张燕,是一名业余游泳运动员。她与白书亭关系亲密。白书亭曾为她照过许多相,有几张还上过画报。”
  何钊拿起照片一张一张地仔细看了一下,点头说:“不错,这是一条重要线索。你下午去把她约来,对她作一次传讯。”
  “可是我们仍然是一点证据都没有,传讯能有收获吗?”赵忆兰说。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山人自有妙计。”何钊说。
  张燕二十六七岁,高挑、秀气,是一个颇为靓丽的姑娘。
  何钊要她在桌子的对面坐下,说:“有一个案子的侦破需要你的帮助。你能告诉我前天晚上10至11点钟之间,你都在哪里,做了些什么吗?”
  “前天晚上我一直在家,独自一人在看电视。”她说。
  “可是我这里有一段录像,说明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何钊说着打开桌上的一台电脑,指点着荧屏上的图像说,“你看,这是前天晚上十点多钟,秀江桥头的一段录像。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子不就是你吗?”
  张燕向电视看了一眼,一撇嘴说:“不错,我前天是穿了一件红衣服,但那绝不是我。单凭这么一张模糊不清,连脸庞也看不清楚的录像,你怎么就能指认是我呢?”
  何钊平静地一笑,说:“你也许还不大了解当今的电子技术。这台电脑安装了一个特殊的软件,它能恢复破损的照相,也可以将模糊的照相变清晰。”他说着拿起鼠标点击了一下,荧光屏里的图像便逐渐清楚起来,最后,一张张燕的照相便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现在,你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何钊说。
  “不错,那确实是我。”张燕承认说,“那晚的电视枯燥无味,加上心里有点抑闷,我便关了电视,出外去散心。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秀江桥。”
  何钊又用鼠标点击了一下,原先的图像消失了,紧接着出现了两张新照片,两张张燕跨越桥栏,纵身跳水的照片。
  张燕大吃一惊,说:“你这两张照相是哪里来的?当时我仔细看了,那里没有摄像头,前后左右也都没有行人……”


  这一天早上,何钊刚一上班,就接到石西区派出所所长高磊打来的报案电话。
  “喂!何科,石景小区108幢小楼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案情复杂。你们快来!”
  “好的,我们这就去。”何钊说完,便带领助手赵忆兰驾车前往石景小区。
  何钊四十多岁,高大魁梧,聪明睿智,曾经侦破过无数奇案,是江城市颇有点名气的小神探。因此,无论哪一个区,凡发生什么重大疑难的案子,都会打电话来找他。
  石景小区是地处市郊的一个高级住宅区,区内全是一幢幢造型别致,建筑美观的二层楼房。正是暮春时分,楼房四周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环境十分优美。
  现场在108幢小楼的楼上,死者胸前插着一把水果刀,仰躺在他自己的工作室里。
  高磊一见何钊就连忙介绍案情说:“死者名叫孙世文,现年56岁,是东亭实业公司的总裁。尸体是女佣张妈早上发现的,发现时门窗大开,柜门和书桌的抽屉也都被打开了……”
  “有财产损失吗?”何钊问。
  “抽屉里的一千多元现金被盗,还有死者的一只欧米加手表也不见了。很像是盗贼所为。”
  “死者的家属呢,他们怎么说?”
  “死者与他的女儿、女婿一起住,一家三口,外加一个女佣,就是刚才说过的张妈。他们都在楼下侯着,还没有详细询问。”高磊回答说。
  技术科的汤平已率先到达现场,做完了尸检工作。他向何钊介绍说:“死者是一刀致命,如果没有其他疑问,可以不必解剖了;死亡时间是凌晨2至3点。现场勘查工作还在进行。”
  何钊点点头,亲自去查看了一下尸体,然后对高磊说:“现在,让我们一起去询问一下死者家属吧!”
  死者的女儿叫孙婷婷,二十五六岁,中等身材,苗条靓丽,但此刻她却泪痕满脸,显得非常悲伤。女婿杨斌三十来岁,高大瘦削,精明干炼,虽然也很悲伤,但还能控制得住自己,不让感情流露出来。女佣张妈则是一名五十多岁勤劳善良的妇女。他们都默不作声地坐在客厅里,等待讯问。
  何钊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向大家点点头,和霭地说:“现在请大家谈谈情况,你们是怎么发现死者被杀的?”
  “先生每天都起得很早,今天吃早饭时还不见他下来,我便上楼去叫他。谁知我一进门,便看见他满身是血地躺在地上……”女佣张妈说。
  “是你主动上楼去叫他的吗?”何钊问。
  “不是,是姑爷要我上楼去叫他的。”
  “是的,是我要张妈上楼去叫父亲的。”杨斌点头说,“后来听到张妈的惊呼声,我才和妻子一起奔上楼去。看到那惨状我妻子差一点晕了过去,我连忙把妻子扶到沙发上,接着便打110报警。”
  “是这样的吗?”何钊又问孙婷婷。
  “是的。”孙婷婷点头说。
  “你能告诉我,你父亲有什么仇人没有?那种有着刻骨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仇人。”何钊又问。
  “不是盗窃杀人吗,怎么问起仇人来了?”杨斌奇怪地说。
  “不错,从种种迹象来看,极像是盗窃杀人。但也不能排除伪装成盗窃现场的仇杀的可能。”何钊说。
  “不!爸爸为人宽厚,从不与人争吵,绝不可能有这样的仇人。”孙婷婷说。
  何钊接着又要高磊带领,前去向孙家的左右邻居以及小区的保安作了一番调查询问。据邻居们反映,孙家父女情深,一家人相处非常和睦,从未发生过什么争吵。至于昨天夜里,则什么特殊的声音也没有听到。小区内安装了好几个摄像头,保安为他们调出了昨天一整夜的录像,但他们查来查去,查遍了每一卷录像,都没能查找到一个可疑的人。
  
  二
  下午,赵忆兰将两份材料放在何钊的桌子上,说:“技术科已经把尸检报告与现场勘查报告送来了。尸检报告有三个重点:1,死者是被一刀剌入心脏致死,凶器是一把水果刀。一刀剌入心脏,说明罪犯具有一定的腕力。2,死者面部表情平静。这说明罪犯是死者的熟人,并且是在死者毫无防范的情况下猝然下手。3,死亡时间是凌晨1——3点。在这个时间段里,死者为什么还要去工作室?是与人有约还是听到什么声音前去察看……”
  “唔。”何钊点点头,拿起材料开始阅读,
  “现场勘察报告倒是有一个很大的疑点:那就是现场竟没然有留下罪犯的任何一点印迹,既没有指印,也没有脚印。”
  “那么,都有一些谁的印迹?”何钊不觉停下阅读问。
  “指印只有死者与死者的女婿二个人的,脚印倒是他们全家人的都有。”
  “全家人?”
  “对!全家人。死者、死者的女儿、女婿,外加那个女佣,全部都有。以死者的脚印最多。”赵忆兰回答说。
  “那么,你说说看,这又说明什么问题?”
  “有两种可能:其一是罪犯在作案之后小心地抹去了自己的印迹。”
  “那不可能。罪犯要抹去自己的脚印,必定会连同死者的脚印一同抹去,至少也会抹去一大部分,绝不可能留下那么多死者的脚印。”
  “其二是凶手就在其余的三人之中。但三人中的两人是他最亲近的女儿和女婿,另一人也是在他家多年的女佣,又是那么一个年老的妇女,能有这个可能吗?”
  “是不太可能。看来这两份材料也提供不出什么线索,我们只有围绕死者,从死者周围的人群中去慢慢地寻找线索了。”何钊果断地说。
  何钊他们先去走访了死者孙世文的东亭实业公司,在那里他们了解到死者是一名出色的企业家,公司在他的经营下,蒸蒸日上,很有起色,是江城市的重要企业之一。尤为难得的是他为人宽厚,待人以诚,无论是公司的上层干部还是普通职员,都对他备加尊敬,对于他的死,都表现出无比的震惊和惋惜。
  他们接着去走访了死者的律师。律师告诉他们说,孙世文除东亭公司以外,还另有几处资产,财产总数达一个亿以上。现在,这笔巨额财产将由他女儿一个人继承了。
  “难道除了他女儿以外,死者就没有其他的直系亲属了吗?”何钊问。
  “有倒是有一个,那就是他的儿子。只是他的儿子失踪多年,谁也不知现在他人在何处。”律师回答说。
  “孙世文难道没有去设法寻找?”
  “怎么没有?这几年光我替他在报纸上刊登的寻人启事就不下十几份,更不要说他派人四处去寻访的事了。但这一切努力都似泥牛入海,毫无回音。”
  “那么他的儿子又是在什么时候,怎么失踪的呢?”何钊又问。
  “那我就说不清楚了。这事你最好去问他的莫逆之交袁世同先生。袁先生与孙世亭有着几十年的交情,这一段事情他最清楚。”律师说。
  
  三
  他们在一家温泉疗养院里找到了袁世同,老人最近生了一场病,正在进行康复治疗。袁世同告诉他们说:
  他们袁家与孙家是世交,他与孙世文更是从小一起长大,又一起读的小学、中学,感情更是非同一般。孙世亭儿子的丢失,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一年春节,他们两家带着孩子一起去逛庙会,正当他们在观看一家杂耍班的表演时,人群忽然一阵骚动,拥挤的人流把他们冲散了。待到人群恢复平静,才发现世文五岁的儿子不见了。心急如焚的几个人四下里撒开,拚命地边喊边找,一直找到庙会结束,人群散尽,也没能够找到孩子。以后一连许多天,世文又派人四下去寻找,但都杳无音信,一直没有孩子的下落……世文的妻子为此大病了一场。后来看看没有希望了,夫妻俩便商量着想再生一个,但一连几年下来,他妻子却始终怀胎不上,于是世文便去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女孩,这女孩就是孙婷婷。
  “怎么,孙婷婷是养女?”何钊惊讶地问。
  “不错,是养女。”袁世同回答说,“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凡是与孙世文认识稍早一点的人,都知道这事。”
  “那么,孙婷婷本人知道吗?”何钊问。
  “当然。领养时婷婷已经五六岁了,再说,孙世文夫妇也不想刻意对她隐瞒。那年,世文的妻子临终前,还特意把婷婷叫到床前,叮嘱她说:‘如果以后找到了亲生父母,一定要原谅他们。世上没有哪一个父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他们一定是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才把你遗弃的。’”
  “原来是这样。谢谢你今天对我提供的这些情况!”何钊点点头,站起来准备告辞。
  “请等一等!”袁世同忽然又叫住他,说,“我还有一个情况要告诉你。”
  “请讲!”何钊重又坐下说。
  于是袁世同又告诉了他们如下一件事:
  你知道,在这二十多年里,孙世文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儿子的寻找。也是工夫不负苦心人,就在上个星期,他忽然兴奋地跑来告诉我说:“世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终于寻找到自己的亲生儿子了。”
  “事情可靠吗?可别又认错了人。”在那之前曾经有冒充他的儿子前来认亲。
  “这次你放心,绝对不会错!我亲自去弄了一根他的头发,与我的一根头发一起送到医院去做了亲子鉴定,鉴定结果DNA的匹配率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七……”
  “那还不快去与他相认!”我说。
  谁知他却叹了一口气,摇头说:“等等再说吧!也许,不认比相认要更好一些。”
  何钊听后既感意外又感奇怪,不觉惊讶地问:“那又是为什么呢?”
  “他说:‘这也许就是命运,天意不可违。’”
  “这事你告诉别人了吗?”何钊又问。
  “没有。世文要我保密,我当然会守口如瓶。”袁世同回答说。
  告别袁世同,回到局里,何钊吩咐赵忆兰说:“你抽空去一趟医院,了解一下孙世文做亲子鉴定的事,是不是还有别人知道。另外,再去问问他的律师,看孙世文有没有向他表示过,或者是示意过有改写遗嘱的想法。”
  “你认为这是一宗为了争夺遗产而精心策划的谋杀案?”赵忆兰问。
  “是的。你看,死者面部表情平静,凶手显然是他的熟人;现场又只有他们一家三人的脚印……只有这样,这一切的一切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何钊说。
  “可是,他们毕竟是死者的女儿和女婿呀!”
  “你别忘了,孙婷婷只是孙世文的养女。他们一旦得知孙世文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心里又会怎么想?他们难道就不怕孙世文重写遗嘱,把全部财产都留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吗?”
  “那么,你怀疑凶手究竟是谁?是孙婷婷,是杨斌,还是他们共同作的案?”
  “按事理推论,孙婷婷的可能性较少,她毕竟是孙世文从小抚养大的,父女情深,再说,她又是一个女人……这样吧,明天我们再去一趟孙家,当面试探一下,看看他们的反应,也许就能知道。”
  
  四
  翌日上午,何钊与赵忆兰重新来到孙家,要高磊去把孙婷婷、杨斌以及女佣张妈都叫来,当着大家的面宣布他们的调查结果。
  “根据我们这两天的调查,初步排除了盗贼杀人的可能。这是因为:一,小区所有的摄像头整夜都没有拍摄到陌生人的身影;二,现场也未留下外人的脚印……”
  “罪犯难道不可以在作案杀人以后抹掉自己的脚印,再行逃跑吗?”杨斌说。
  “是的,罪犯完全可能这样做。但他在抹掉自己的脚印的同时,也会抹掉被害人的脚印,而在这个现场,被害人的脚印却是最多的。”
  “那么你说凶手会是谁?”杨斌问。
  “凶手嘛,就在留下脚印的那些人里,也就是说就在你们三个人之中。”何钊说。
  “不!这不可能。”杨斌叫道。
  “别说了!凶手是我,是我杀……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孙婷婷忽然站出来说,说罢就双手掩面地痛哭起来。
  何钊一怔。他没有想到出来承认的并不是杨斌,而是孙婷婷。他稍稍迟疑了一下,才说:“那么,你为什么要杀他?”
  “我不知道……”
  “那么,你又是怎么杀死他的?”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孙婷婷重又双手掩面地哭泣起来。
  “那你怎么知道是自己杀的人?”何钊又问。
  “事情是这样的。”杨斌开始替妻子解释说,“在这之前一连许多天,她都做着一个同样的梦,梦见一个黑色的怪物向自己扑来,伸手掐住自己的脖子,她在惊慌中抓住桌上的一把水果刀,向怪物剌去……婷婷很害怕,怕会出什么事情。我宽慰她说,梦是虚幻的,不必担心;就是照迷信的说法,梦也是反的,梦死是生,梦忧为喜,绝不会出什么事情。谁知前天晚上她又做了这个梦,梦醒之后发现自己竟是躺在父亲的工作室里,而且在她的身旁就躺着父亲的尸体。她立即吓得大声惊叫起来……”
  “什么,梦中杀人?”何钊又是一怔,这个结果还真是他始料不及的。
  “是的,梦中杀人。”杨斌继续叙述说,“我和张妈闻声赶去,见状也吓呆了。涌上我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把婷婷抱回房里去,接着才想到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我与张妈商量了许久,决定要保护婷婷,瞒住此事。于是我打开门窗,拉开抽屉,打开柜门,布置好一个遭到盗窃的现场,然后才打电话向110报警。”
  “事情真是他说的那样吗?”何钊转身问张妈。
  “是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张妈回答说,“我在孙家十多年,先生与小姐对我都很好。现在先生死了,我不能让小姐再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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