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文学资讯 2020-02-11 13:18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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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马格洛大娘又说

这个夏天说来就来了。我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情,反正成天怅然若失的。这个状态不好。我多次跟自己说。老婆也和我这样说。道理我都明白,可就是身不由己。要说是晓琼的缘故,也不全是;不过要是说和她没关系,也不对。
  我是一个恶人。近来常常会这样作想。嗯,你该知道人们一般不会这样说自个儿,可是,管他呢!人生过半,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了。稀里糊涂不好。有人会说,人总是要给自己脸上贴金抹粉的,丑化贬低自个儿,就不对劲。对此我不以为然。真的,我没多少企图,只要是能让我说出真话,就够了。我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等到能说实话的时候了,你说我容易吗我。
  浑身不得劲儿——吃面包牙疼,走路腿酸,耳朵里嗡嗡的响,事情转脸就忘,动不动冲人发火——我才五十岁出头,这是老年痴呆的节奏啊。换句话说,也是一种报应吧。意识到这一点,我就忍不住嘿嘿嘿的冷笑。
  那天晚上听小区的人们说,城外北郊的野地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已经烧焦了,面目全非。说是一具女尸,死者年龄大约在三十岁上下。更令我们震惊的是,受害者居然就是我们惠和小区的。这件事肯定引起了全小区人的心理波动。人们有事没事就说道这件事。在小区大门口站几分钟,话头也免不了往这件事上拐。但我发现,人们说归说,总还是有所避讳,事件的具体缘由来龙去脉,仍然是个谜。事情看着就过去一周了,尽管据说警方很是下了一番大力气来侦破,但还是没有丝毫的进展。
  我发现,每当涉及类似的事件,我的叙述就有些艰难,不过总算是说出来了。我长舒一口气,好像犯事的是我自己,向警方坦白交代清楚了,就如释重负了。很显然,我的所思所想所言所做,已经偏离了人们习惯的正常轨道。而且我悲哀地感受到,这一点不由我。然后就意识到,自己可以把真话原原本本说出来了。否则,恐怕就来不及了。我要是后悔了怎么办?人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愿意说出真话。
  因贫苦无奈为姐姐家几个孩子偷面包而被判刑,又因多次越狱加刑一共坐了十九年牢的苦役犯冉阿让出狱后,无家可归,主教大人米里哀收留了他,给他吃,给他住,但他既不敢相信好运会这样平白无故降临,又忍受不了欲念那只小虫子的诱惑,偷窃了主教大人的银饰神器餐具出逃,又被警察抓到。当警察带他来到主教大人面前时,主教大人问他:这些都是我送你的,你咋不告给他们呢?冉阿让痛心疾首:我是一个无赖。
  每每看到此处,撕裂的感觉铺天盖地。
  世上的东西,是好是坏,你真说不上来。就说那花圃里的花朵吧,别管她什么模样,每朵花都有其绽放绚丽的权利。何况,鲜艳夺目是一种绽放,暗放幽香也是一种绽放。而且是非美丑都根本不能由单方面来决定。美丽的罂粟却拥有着令人防不胜防的危害性。生活里充满了变数。
  我就这样胡思乱想着,遛遛达达来到了街头。
  老婆早就说,你没事时候出去遛达遛达吧。我看她一眼,没吱声,心里知道她是为我好。我的颈椎和腰椎出问题好长时间了。我也知道是伏案太长时间的缘故,不过对此我毫无办法。你说一个成天跟文字打交道的人不伏案,工作怎么做?不工作怎么养家?只能是尽量利用边角料时间起身活动活动,聊作为对颈椎腰椎的优惠照顾。吃过晚饭后确实是有一段时间,可以出去遛达遛达,不过怎么说呢,我好像总也下不了这个决心,每天不是歪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看电视,就是端着手机刷微信,反正没心思抬脚往出走。这应该也是自己懒散毛病的体现吧,也是一以贯之的恶行所导致的吧。
  你看你看,我总也摆脱不了这个蛊。就像是孙猴子的紧箍咒,一旦上身,就痛苦不堪,脱身不得。真的是咎由自取。我忍不住嘿嘿嘿的冷笑。碰上老婆在跟前,她看我的眼神就有些怪。我倒是也习惯了。习惯真是一种好东西啊。
  首先是林立的警察,再是一辆救护车,然后是一声刺破苍天的嚎啕……
  人越来越多。马路上水泄不通。过往车辆不停地按喇叭:“笛笛——”“笛笛——”人们不管它们,一径伸着脖子,看。
  人群中间,一个女人跪坐着,摇晃着一个躺在地上的男人。男人浑身是血,不吱声,任由女人摇晃。一辆红色电动车躺在路边,车头严重变形,残骸撒落一地。
  “咋啦?”
  “咋啦?”
  一个人问。两个人问。人们纷纷问。都摇头。都鸭子一样,伸脖子看。
  ……
  一个流浪汉穿插在车流里。他大约六十来岁,头戴一顶破毡帽,帽沿上插一根柳枝,柳枝上有鲜艳的绿叶子。他穿一件看不出颜色来的夹克,夹克背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再苦也不能怨政府,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每走到一个车窗前,他就把一只凹凸不平坑坑洼洼且脏兮兮的旧饭盒向人们伸过去。他一直笑嘻嘻的,粗糙黝黑的脸庞上看不出一点忧虑,哪怕对方嫌恶地扭开脸,或者呵斥他。然后他走到对面马路边盘腿坐下来歇息。
  一个女孩已经走过去了,又返回来,弯腰给他饭盒里放了一块钱,转身走开。这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不叫饿杀人。说话的同时,他并没看着那女孩,而是目光散漫地环视着周遭。
  时间过去有一阵子了。我站在这个站牌下,双腿感觉到了发麻。不远处,那些围观的人们已经逐渐散开。男人不见了。警察不见了。那个女人坐在那里,盯着地上的一摊血,一副茫然的样子。
  我往前走了几步。我盯着那女人看。我的脑子里闪现出一个女孩的面容。我微微闭上了眼睛。“晓琼。”我在心里叫了一声。其实我已经在不同场合这样呼唤过。现在,面对这个一脸凄苦的女人,我忽然就意识到了什么。这个女人长着一副跟晓琼一模一样的面容。这令人好生奇怪。
  记忆是神奇的。躲在记忆深处的那些影像十分认真地打量着我。这让我有一种迷醉。说实在的我有好多时候不辨白昼与夜晚。我是说我在潜意识里,已经把无数个白昼和夜晚混合了。它们完美地集合在一起,完成了我单方面的诉求和联想。所以站在大街上的我,呈现这样的状态,要是叫人注意到,肯定会觉得有些不对劲。不过真的没关系。自从前不久去医院问诊,被护士们一再大声呵斥“精神科到那边!”置身当时当地的我仿佛赤裸裸地示众一般,我便感到无所谓了,那种自觉的抵抗能力无形中就形成了。
  当然了,小时候的我肯定不是这样的。那时,包括我在内,我们显得单纯而幼稚,真实而善良。我记得自己自尊心特别强,同时,伴随着不离左右永远也扔不掉的自卑感。不过,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有着天然的辨析能力和把握标准。这一点,随着年岁的增长,作为成人的我们真的是惭愧不已。
  认识晓琼时候,我才九岁。印象里,我总是一厢情愿地对她有一种好感。当我意识到这种一厢情愿时,我已经四十九岁。我从来没有想到某一天我会再次见到晓琼,而且还是作为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这种局面未免让我有些尴尬,不过说真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嘛,就这么回事,你不能当真,一当真就不是人生了。
  晓琼好像从来不认识我一样,她的矜持与傲气十分明显地写在脸上,给人一种高不可攀或者远不能及的感觉。那倒也好说,咱可以不攀,可以不及。人生就是各走各的道,需要交集了就偶尔交集一下,然后再分开。就像两套铁轨。
  除了是邻居,同时,她还是我们小区的物业管理员。她这样一个角色,注定我得跟她打一些交道。水电费物业费乱七八糟费,常常就迫使你走进她那间物业办公室。
  我至今还记得在这个小城偶遇晓琼的情景。事情是在一刹那发生的。那时候我正骑着自行车从解放路往建设路上拐。将拐未拐的当儿,一眼瞥见路边走来一个人。我一个急刹车,后面紧跟着的一个骑电动车的女人恨恨地骂了一句什么,一扭把,绕过去了。我顾不上理会这个怒气冲冲而使得脸孔夸张变形的女人,而是转脸打量着愈走愈近的那个人。
  晓琼几乎没变。只不过是大了一号而已。眉毛啊眼睛啊嘴巴啊,甚至下巴上那粒显眼的痣,那些熟悉的模样,丝毫没有消失。我诧异于造物主的恩赐了。这才是真的恩赐。我可以拿她原有的样子跟眼前的这个样子做一番尽情尽意的对比。这样的对比中,我心里便起了阵阵的涟漪。
  而我发现,这个曾经我很熟悉的女孩,已经跟往日大不相同。不仅仅是她额角代表岁月沧桑的那些皱纹。她的矜持与傲气,拒人于千里之外。
  然后我才知道,她竟然也在惠和小区居住,并且是小区物业的人。
  是的,撕裂无处不在。到处是危险的讯息。没来由我会阵阵战栗。夏日的大太阳下出现这样的情景,给人的感觉是十分怪异的。
  我深入你的内部。这是一个隐秘的行为。一切不言自明。当时间不慌不忙把我们带到现在的时空,我已经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选择。晓琼你知道,人生在世,本来有不少机会可供我们斟酌遴选,但是真的,人生没有回头路。你一旦迈出脚步,就不能更改。晓琼,事实上你理解我在说什么。咱们只要一个眼神就可以了。晓琼,这样胡言乱语一番之后,更加暴露了我的内心。晓琼,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可以做这样会心的交流。我不知道将去何方,但我已在路上。旷日持久。跋涉不止。无穷无尽。
  晓琼,你是最知道我的,不是吗?
  站在侧幕边上的我哈欠连连,猛不防脑袋上就挨了一个“牢骨儿。”是坐在我们旁边凳子上拉二胡的杨老师屈起他粗实的右手食指敲的。我一怔,清醒过来。杨老师张开嘴,不出声的笑:
  “你也不看看那是个谁?还顾上丢盹咧!”
  “管他是个谁咧,我想丢盹就丢盹。”
  “灰小子,连你爹都不认了!”
  “哪里有我爹?”我差点喊起来,瞧瞧左右,赶紧压低了嗓门儿,“哪里有我爹?”
  “那不是?”杨老师一指台上正摇头晃脑说话的侯宪补。
  我说:“才不是,侯宪补我认得,那是丁老师。”
  挨着我站着的你嘻嘻地笑起来:“丁老师今晚没来,那就是你爹!”
  我没瞅“侯宪补,”而是转脸瞅着你。晓琼,你红彤彤的脸蛋在舞台上灯光的映照下,格外清晰。
  那是1974年。我十一,你十岁。你看着我的时候,笑嘻嘻的,眸子里闪着纯真的光芒。
  晓琼,那些年,同样是教师子弟的我们,度过了多少令人难忘的日子啊。
  一周前的那个礼拜天,我忙着校对一部书稿,如果顺利交稿,就会有三千块钱到手。这三千块,不仅能真正缓解我家里的困窘状态,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长时间阴云密布硝烟弥漫的家庭氛围得以暂时好转。但没想到上午一连接到一家服装专卖店两个电话,让抽空去领取礼品。我不是有钱人,肯定不会是什么VIP会员,是不是人家弄错了?所以接到第一个电话时我只是笑了笑,没理会。没想到隔了几分钟又打来一个电话,虽然电话号码变了,但是说话的语气和内容是一致的,都是让我今天务必去领取礼品。跟老婆说了这事,老婆一撇嘴:天上掉馅饼的事你也信?
  我冲老婆笑一笑,说:不信。
  话是这么说,抽个空档,我还是去了这家专卖店。
  一进店,就把我吓了一大跳,店里的几个小姑娘都穿军装,戴军帽,胳臂上还箍着红卫兵袖章,一个个守在人并不多的店里各处——这是什么情况?我如坠五里雾中,一下子脑子里就空了。
  只见一个圆脸姑娘笑吟吟地迎上来,问道:“先生您好!请问您需要买什么衣服?”我有些窘迫地擦擦本来没有汗的脸,说道:“嗯,我不买衣服,是来领什么礼品——我接到一个电话——”
  “噢,您之前是在我们店里买过什么衣服吧?”
  “对,两套西装。”
  “那就对了。”她把我带到收银台前,“这里有您当时留下的详细资料,请问您名叫——”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小姑娘俯身在台子上一个厚厚的笔记本里很快就找到了我。她问:“哦,您的电话是不是——”她报出了一个号码。
  我点点头:“正是。”
  姑娘又一次甜甜地笑了:“那就对了。先生是这样,咱们店目前做活动,所有商品都打折,具体情况都标注着呢,请您看看有什么需要的没?”
  我想说我没什么需要的,又一想好像不合适,就点点头说:“好,我看看。”当我装模作样转了一圈返回到收银台前时,圆脸姑娘已经在接待另外一位女士。等她和女士把她刚才跟我说的那番话又说了一遍后,那女士十分干脆地说:“今天没时间看了,等回头吧。请你把礼品给我拿上。”圆脸姑娘就说:“行。”扭头跟另一个姑娘道,“你带她去拿一下礼品。”
  她们一直往里走,等她们转过一个角看不见了,圆脸姑娘拿起一个袋子递给我,飞快地说道:“赶紧走,别让人看见。”
  “我是你们通知来领取礼品的,不怕人看见……”我迟疑着,正准备这样说,旁边一个瘦瘦的姑娘就说:“哎呀,你好不懂事,这就是礼品——她那个没这个好。赶紧走,真是的,白给你东西还这么啰嗦……”
  于是我便稀里糊涂走出了店门。返回头看看店里,刚才那个女士仍然没有踪影。再细看手上袋子里,原来那是一对青花瓷瓷碗。看去挺精致,究竟是什么货色?天知道。想来想去,我没敢把这对瓷碗带回家。说不准它们就是加剧家庭矛盾的导火索。我不能引火烧身。我就是我们家里的消防员。我绕道把它们送单位放下,然后回到家,继续校稿子。

次日破晓,卞福汝主教在他的园中散步。马格洛大娘慌慌张张地向他跑来。“我的主教,我的主教,”她喊着说,“大人可知道那只银器篮子在什么地方吗?”“知道的。”主教说。“耶稣上帝有灵!”她说。“我刚才还说它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主教刚在花坛脚下拾起了那篮子,把它交给马格洛大娘。“篮子在这儿。”“怎样?”她说。“里面一点东西也没有!那些银器呢?”“呀,”主教回答说,“您原来是问银器吗?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大哉好上帝!给人偷去了!是昨天晚上那个人偷了的!”一转瞬间,马格洛大娘已用急躁老太婆的全部敏捷劲儿跑进祈祷室,穿进壁厢,又回到主教那儿。主教正弯下腰去,悼惜一株被那篮子压折的秋海棠,那是篮子从花坛落到地下把它压折了的。主教听到马格洛大娘的叫声,又立起立。“我的主教,那个人已经走了!银器也偷去了。”她一面嚷,眼睛却落在园子的一角上,那儿还看得出越墙的痕迹。墙上的垛子也弄掉了一个。“您瞧!他是从那儿逃走的。他跳进了车网巷!呀!可耻的东西!他偷了我们的银器!”主教沉默了一会,随后他张开那双严肃的眼睛,柔声向马格洛大娘说:“首先,那些银器难道真是我们的吗?”马格洛大娘不敢说下去了。又是一阵沉寂。随后,主教继续说:“马格洛大娘,我占用那些银器已经很久了。那是属于穷人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呢?当然是个穷人了。”“耶稣,”马格洛大娘又说,“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姑娘,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是为了我的主教着想。我的主教现在用什么东西盛饭菜呢?”主教显出一副惊奇的神气瞧着她。“呀!这话怎讲!我们不是有锡器吗?”马格洛大娘耸了耸肩。“锡器有一股臭气。”“那么,铁器也可以。”马格洛大娘做出一副怪样子:“铁器有一股怪味。”“那么,”主教说,“用木器就是了。”过了一会,他坐在昨晚冉阿让坐过的那张桌子边用早餐。卞福汝主教一面吃,一面欢欢喜喜地叫他那哑口无言的妹子和叽哩咕噜的马格洛大娘注意,他把一块面包浸在牛奶里,连木匙和木叉也都不用。“真想不到!”马格洛大娘一面走来走去,一面自言自语,“招待这样一个人,并且让他睡在自己的旁边!幸而他只偷了一点东西!我的上帝!想想都使人寒毛直竖。”正在兄妹俩要离开桌子时,有人敲门。“请进。”主教说。门开了,一群狠巴巴的陌生人出现在门边。三个人拿着另一个人的衣领。那三个人是警察,另一个就是冉阿让。一个警察队长,仿佛是率领那群人的,起先立在门边。他进来,行了个军礼,向主教走去。“我的主教……”他说。冉阿让先头好象是垂头丧气的,听了这称呼,忽然抬起头来,露出大吃一惊的神气。“我的主教,”他低声说,“那么,他不是本堂神甫了……”“不准开口!”一个警察说,“这是主教先生。”但是卞福汝主教尽他的高年所允许的速度迎上去。“呀!您来了!”他望着冉阿让大声说,“我真高兴看见您。怎么!那一对烛台,我也送给您了,那和其余的东西一样,都是银的,您可以变卖二百法郎。您为什么没有把那对烛台和餐具一同带去呢?”冉阿让睁圆了眼睛,瞧着那位年高可敬的主教。他的面色,绝没有一种人类文字可以表达得出来。“我的主教,”警察队长说,“难道这人说的话是真的吗?我们碰到了他。他走路的样子好象是个想逃跑的人。我们就把他拦下来看看。他拿着这些银器……”“他还向你们说过,”主教笑容可掬地岔着说,“这些银器是一个神甫老头儿给他的,他还在他家里宿了一夜。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又把他带回到此地。对吗?你们误会了。”“既是这样,”队长说,“我们可以把他放走吗?”“当然。”主教回答说。警察释放了冉阿让,他向后退了几步。“你们真让我走吗?”他说,仿佛是在梦中,字音也几乎没有吐清楚。“是的,我们让你走,你耳朵聋了吗?”一个警察说。“我的朋友,”主教又说,“您在走之先,不妨把您的那对烛台拿去。”他走到壁炉边,拿了那两个银烛台,送给冉阿让。那两个妇人没有说一个字、做一个手势或露一点神气去阻扰主教,她们瞧着他行动。冉阿让全身发抖。他机械地接了那两个烛台,不知道怎样才好。“现在,”主教说,“您可以放心走了。呀!还有一件事,我的朋友,您再来时,不必走园里。您随时都可以由街上的那扇门进出。白天和夜里,它都只上一个活闩。”他转过去朝着那些警察:“先生们,你们可以回去了。”那些警察走了。这时冉阿让象是个要昏倒的人。主教走到他身边,低声向他说:“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您允诺过我,您用这些银子是为了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冉阿让绝对回忆不起他曾允诺过什么话,他呆着不能开口。主教说那些话是一字一字叮嘱的,他又郑重地说:“冉阿让,我的兄弟,您现在已不是恶一方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

悲惨世界〖维克多·雨果〗

维克多·雨果把《悲惨世界》称作是一出“戏,主角是无穷大,第二号角色是人”。实际上,这是一出把一幕幕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的传奇剧,里面描写了一大群从社会最高层到社会最底层的人物,写了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还有大量珍贵而奇妙的各种知识,有关哲学、科学、政治及宗教的专论。它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论述,不仅对法国。而且对其他许多国家的公众舆论都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部划时代的书。

大约在法国革命时期,拉布里的冉阿让靠打短工为他的姐姐和她那七个孩子挣得了一份微薄的收入。有一次,全家人都在挨饿,他偷了一块面包,被抓住了,判处五年苦役。冉阿让两次想逃跑,都失败了。他被判了十九年徒刑。1815年,在被释放时,他心怀恶意,沉默寡言,孤身一人,愚昧无知而又凶恶残忍。他充满情感的天性已被污染,对社会充满着仇恨。然而,他教会了自己如何读书,他有过思考。

小客店和别人家里都拒绝给他食宿,冉阿让来到了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狄涅的主教卞福汝·米里哀家。他受到了王子般的款待。可是在晚上,他偷了主教的几只银盘逃走了,给抓住后,他被带到主教那儿,好心的主教微微一笑,向警察保证说,那些东西不是偷的,而是送给他的。主教还又给了他一对银烛台,对他说:“拿着吧,做一个诚实的人。我的朋友,你已不再属于恶的一面,而是来到善的一面了。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把它交给上帝了。”

当离开的时候,冉阿让又最后一次向诱惑屈服,干下了坏事:从一个腰间挂着一只摇琴的男孩那儿抢了两个法郎。他心中几乎立刻又充满了悔恨,他设法去找那个男孩,但没找到。两年之后,一个装束像工人的陌生人来到了小城蒙特价市。正当他到达时,市政厅着火了,他救出了两个警长的孩子。这一举动使他不需要出示自己的通行证。他因为一项发明很快就变得富有了。他建立起几家大工厂,捐助了一家医院,建立了几所学校,给大家付高工资。他当选了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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