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文学资讯 2019-11-24 14:07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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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课本,只是因为我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出生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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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陈思诚出轨的事情闹的沸沸扬扬,每次跟老公谈起男人出轨的事,他总是一脸鄙视的说,你看我像这种人吗?娱乐圈太乱了,不要老拿现实去跟他们比。那正气凛然的气场,让我感到心安。

这个故事发生时,我还没有出生。故事进行到了一半时,我出生了。可年纪太小,还记不住什么事。等到懂事了,可以干点什么了,这个故事已经进入了尾声。所以,我和这个故事的关系,只是因为我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出生长大,恰好又干上了用文字讲故事这个行当。这个故事大部分内容都是我听父母那一辈人说的。

导读:

        昨天晚上老公突然问我:当初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从北京跑到深圳,来找他并且和他在一起?万一他把我甩了,我该怎么办?我当时回答:那我就不找男人了,去终南山修行去!(正巧下班路上看到一个90后姑娘在终南山修行的,好羡慕人家自由自在的生活啊!)可是刚刚看了鬼吹灯,那红头蛇还在我脑海中扑腾呢!想想终南山也会有蛇吧,然后追了句:不行,我怕蛇!我们两个哈哈大笑!

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这并不是个遥远的故事。它不是发生在旧社会,而是发生在解放以后。准确说是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故事的背景是1978年高考前夕,当时动乱结束,但社会思想还很保守。新疆农垦农场的民办教师李冬作为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一员,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上过大学的同事、下放的老知识分子都力劝他考大学,他却置若罔闻。然而,青春躁动、内心压抑的他却被爱情,或者说是性改变了命运。女朋友宗秀娥用各种手段引导甚至诱惑李冬走进高考考场,他终于金榜题名,人生轨迹随之发生大转折。时值恢复高考四十周年,读到这样题材的小说格外令人感慨。

        静思了一会,这确实是个问题,如果真那样,我该怎么办?我的第一反应居然还是他不会甩了我,我怎么那么自信呢!如果真是不要我了,大不了仍然回北京,那里还有我的朋友啊!永远记得当初离开的时候,有好几个朋友说:不行就回来,在这有我们呢!甚至在来深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朋友还在劝我回北京,可是那时我知道,我已经回不去了!

此时,中国大地上,似乎一切都是崭新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物,像雨后的笋子,漫山遍野地长了出来。不管你居住于何地,处于什么样的年纪,都会被某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推入激动人心的现实中。

二十一岁那年,也就是1978年年初,正在戈壁滩上的农田里干活的李冬,怎么也没有想到能走进学校,当上老师。教初一语文,还是班主任。

        老公和我,是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那时的我,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烦恼老爸的事情,争吵了2年,还是没有任何结果。我一直无法原谅爸爸在妈妈走后那么快就找了另外的女人,可是我无法阻挡这一切。我深深地感觉对不起妈妈,我希望不要有天地轮回,不要有灵魂,不然妈妈看到爸爸现在的生活,不知道该有多伤心。直到现在,我也这么认为。

那个叫阿谷的女子,在北方山中长大,没有种过地。但会骑马,会打猎,知道如何放牧牛羊。准备过些时候,嫁个年轻猎人,生儿育女,把一种熟悉的日子,慢慢地过到老。完全没有料到,会有机会走出大山,一直往西走。走过了凉州,走过了玉门关。走到了古时的西域。翻过了天山,进入了一个盆地。在一个叫下野地的戈壁滩上落了户。

这以前,李冬是农工。全称是农业工人。学历是高中。说是高中,也只是个名声。真正学到的东西,少得可怜,和十年前的高中生没法比。

        和老公的结识是一个奇遇,然后在每天的电话中,我能感受到那颗善良而理解我的心,我在电话里无拘无束,可以向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他总是能给我安慰,这些慢慢让我感觉,和他在一起,也不错,况且他还是老家人。我一直想找个老家的人,这样可以照顾到爸爸。然后就是,我不想谈恋爱了,我想结婚,也到了结婚的年龄。

不是一个人来的。一块来的是一群人。全是女的,全和她年纪差不多。父亲不放心,不想让她出远门。可他说了不算。村里新管事的,叫书记,书记说:“这是光荣的事,没有条件的,想去也不让去。”

这不能怪李冬。不是李冬不爱学习,不爱读书。是他命不好,赶上了动乱。1966年,李冬上小学二年级,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李冬的书包,再没有鼓起来过。有好几年,没有课本,学工学农学军,就是不学知识。进入70年代后,有课本了,也不是每门课都有。历史课、地理课,一直到高中毕业,李冬一堂也没有上过。

      明天就放假了!想回去陪宝贝,可是又放不下老公,我们一家人,自从组合在一起,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太少了!我和老公也这样,从相识到现在,认识1年多,结婚3年,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到1年时间。所以都很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条件就是女的,没结过婚。阿谷全符合。她心也野,看烦了山村山景,想看看远处是什么样。父亲说:“为啥只要女的,不要男的,会不会把你害了?”阿谷笑笑:“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好多姑娘,都和我一样。新国家,什么都为人民好,女儿不会有苦日子。”

1976年,李冬十九岁。这一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继续实行。于是从农场场部中学毕业的李冬,就和一群同年纪的学生娃娃,来到了偏远的开荒连劳动。一年后,也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怎么考,谁都不知道,都想试一试。这以前,是推荐上大学,没有几个能轮上。这一次不一样,不用推荐了,凭分数,谁分数高谁就可以去上大学。没有不想上大学的,都跑去考。李冬也去了。没有经过任何复习,说说笑笑像玩一样,直接从农田走进了考场。考的都是些什么题,考过后,李冬大都不记得了。但有一道题,李冬从来没有忘记过。考题很简单,问太阳是一颗什么星。李冬心想这个答案还用想吗,那个火球火盆火炉一样的太阳,经常把人烤得往屋子里钻,往树下面躲,往河渠里跳。李冬提起笔没有一点迟疑地写下了自以为正确的答案:火星。

      我不知道以后我们的婚姻生活会怎样,但是至少是现在:我敢说,我还享受着爱情的果实!当初不顾一切来深圳,就已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爱情要敢于追求,婚姻也是一样!愿2017年我们和宝贝能够团聚在一起!

还有一个人,是个男的,叫刘成业。刘成业面目清秀,是个南方人。四二年,刚十八岁,不上学了。国难当头,怎能只是旁观,毅然离家,参加了八路军。想着打走了鬼子,还要回家去。他家有一百多亩地,还有商铺,日子过得殷实,不是鬼子来了,不会去当兵。从小,父亲就说等他大了,全交给他管。

这一年高考的分数没有公布。李冬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但他知道那天和他一起走进同一个考场的人,没有一个考过了分数线。也就是说,在下野地,在一个农场,这一年,连同前三届和当年应届的,一共有近二百个考生,没有一个榜上有名。

可当了兵,自己就做不了主了。打完了鬼子,又和国民党打。起初他有些不想打,因为大哥是国军的军官。可经常上政治课,课上多了,想法就变了。也觉得中国老被外国人打,是政府不行。换成共产党来管理,肯定比国民党强。这么一来,打起国民党来,他也不含糊。立过好几次战功。

说实话,废除了十年的高考制度,一夜之间,突然恢复,究竟意味着什么,许多人是不太明白的,包括李冬在内。

没有在战场上遇到过大哥,大哥在南方,他在西北,没机会遇上。打了三年,国民党败了,江山让给了共产党。新政府成立时,刘成业的部队正在天山剿匪。剿完了匪,部队又来开荒。他也就从士兵变成了垦荒者。

下野地天很高,地很大。可下野地的人,没啥野心,或者说没啥远大理想。男女老少加起来,两万人不到,来自五湖四海,说着各种方言。出生经历不同,脾气性格多样。可不管去开会,还是去干活,都听话得很,老实得像羊一样。让什么时间走,往什么方向走,从来不会说半个不字。

也就是说,在一九五五年,在下野地,有了一个叫阿谷的女子,同时还有一个叫刘成业的男子。一个北方女,一个南方男。原本相隔千山万水,这会儿,都成了垦荒者,编进了同一本花名册。在一个食堂里吃饭,去一块地里干农活。有时,还要在同一个大操场上开会,听干部们讲话或者做报告。有时,开会前,各生产连队还会相互拉歌。因为,同属一个连队,还会同时唱起一首歌。

不是下野地的人没出息,只是因为他们的人生,已经被安排,被确定,不需要他们自己再去想什么。早就有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日月一样悬在头顶,照亮道路。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不会迷失方向。

这个情况的出现,在那会儿,可以说是普遍现象,几乎到处都是。新社会与旧社会最大不同,就是公有制的集体生活。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大家成为革命同志。

也就是说,李冬也一样,正青春,正是做梦的年纪,一样没有多想什么。从小就被教育,并且也真相信,做个农工很光荣,修理地球很伟大,饿不死,冻不坏,实在太幸福。尤其是想到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他们去解救呢,李冬怎么可能对高考落榜的事在乎呢。

走到了一个集体里,成为了同志,也并不意味着,阿谷和刘成业会很快相识,并能发生点什么。实际上,多数下野地同志们之间的来往并不密切。这和性格脾气身份地位关系不大。主要是这个集体很大。

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三十公里外的奎屯,也就是师部。下野地有什么不好,李冬一点儿也没有看出来过。当然,也就从来没想过要离开。当然,能考上大学,去远处过另一种日子,李冬也不会拒绝。可李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连太阳是什么星都不知道,还想考上大学,完全是白日做梦。1977年的落榜,让李冬不再去想考大学的事了。

和农村完全不同,一个农场有上万人,之间没有一点亲缘关系,刚走到一起时彼此又完全陌生。不要说认识了,能很快把住同一间房子的人熟悉了,一个组一个排的人叫出名字,就不错了。

再好的事,如果离自己太远,就很难会去想它。恢复高考,不知燃起了多少中国青年的希望,沉浸在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激动中,但这里边肯定不包括李冬。

所以,在阿谷来到了下野地两个月后,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男人叫刘成业。同样,刘成业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女人叫阿谷。

不把考大学当个事,喜欢下野地,愿意当个农工,不等于李冬就没有追求了。是人,不管是什么人,都会有追求。只是追求的东西不一样罢了。李冬发育正常,不可能例外。

当然,这并不说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都在那么多公共的场合里活动过,怕是想不见面都困难。只是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活动时都是成群结队的。要在一片年纪差不多的面孔中记住其中的一张,只有一种可能,除非这张面孔确实不同寻常。也就是说要么很难看,要么很好看。

干的是农活,和农民不一样。农民干活,是记工分。到年底,按工分分粮食,分钱。农场的人,干农活,不记工分,只要去干。干多干少,不会太计较。到了月底,会发钱,也叫工资。工资多少不一样,和级别,和工龄挂钩。老农工,当干部的,会多一些。多少差别不大,多的有七八十元,刚工作的,也有三十四块钱。第一个月,李冬领了钱,回家给了父母十块钱。父母高兴得笑起来。说李冬长大了,懂事了,可以养家糊口了。

显然阿谷和刘成业的长相都不属于很好看或很难看的一类。也就是说,把这两个人放在人群里,有点像把两滴水放进了大河里,很难被一下子发现。

李冬的父母,也是农工。不识什么字,不饿着,有衣穿,就知足了,不会对日子有抱怨。同样,对李冬也没有过高要求。只要李冬不是个懒汉,不是个二流子,不干坏事,他们就很满意了。

大河奔腾,要让两颗水珠碰到一起,实在太难。不知需要什么样的机缘才能产生这个结果。

父亲对他满意,李冬不可能也对自己满意。就算是不想着去考大学了,也不能就想着这一辈子扛着坎土镘天天在地里干活吧。也就是说,这会儿的李冬其实也是有想法的。

只是这个世界很奇妙,不管多么难的事,多么不可思议的事,都有发生的可能。阿谷和刘成业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了两个月还没有相识,并不能说明在接下来的日子,他们这两颗水珠,不会碰到一起,撞出一朵新的浪花。

这个想法,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是可以对谁都说的。不是钱的事,三十多块钱工资,实在不多。但没有人会觉得少,因为大家都一样,显不出谁比谁穷,谁比谁富。再说了,在农场,也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花钱,什么东西都没有,就算有钱也没有啥用。也和吃的事无关。吃得确实不好,可吃的是大食堂,吃的是大锅饭。军事化管理和平均主义,的确会抑制个人的欲望。不是钱的事,和吃无关,李冬想的呀,就是不要天天在农田里干那么苦那么累的活。

第2章

他首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平国。

没错,阿谷和刘成业此刻都属于一个大集体的成员。于是不管他们做什么,都不可能不受到这个集体的制约与影响。下野地农场是新政权成立后,通过下发盖有红色公章的文件建立起来的。农场的第一批人是一群打过仗的男人,有七千多人。第二批人全是女人(主要是湖南和山东人,是五一年和五二年来的,我有个姨姨就是其中的一员),有三千人左右。她们来了三年以后,阿谷才和一群姑娘来到这里。这一批人不多,只有几百个。

陈平国和李冬在一个连队长大。两家住的房子在一排。从小学到中学,都是相互的影子。不管是小人书,还是厚厚的字书,都是你看完了我看。有时候干脆躺在沙土地上,两个人一块儿看。也就是说,李冬看过的书,没有比陈平国多过一页。

阿谷坐着大卡车进入下野地时,看到了站在路边女人中,有一些挺着大肚子,有一些人怀里抱着孩子。阿谷干活的那个组的组长就是个年轻的母亲。

看过的书一样多,不等于别的方面也一样。不管是大考小考,李冬的分数总是比陈平国高。作文课上,李冬的作文经常会被语文老师拿起来读。陈平国的作文却老是不及格。

都是女人,看到她们,阿谷不能不想到自己。过了二十岁的女人,所有女人天生的渴望,都已经活跃在了发育健全的身体里。

这么说,不是说李冬比陈平国优秀。陈平国力气大,是班里的劳动委员。他真的是劳动好。拾棉花,他是突击手,一天可以拾两百斤。每年秋天,农场的大喇叭里,都会传出陈平国的名字。李冬也想让自己的名字在下野地天空回荡一下,也拼了命,可同样一天干下来,他拾的棉花数量,只有陈平国的三分之一。

看来,不管是旧社会,还是新中国,是在南方北方,还是在西部,是在平原大山,还是在戈壁滩,女人都不可能躲开与一个男人活在一起的命运。

李冬连小组长都不是。高中最后一年,两个都写了入团申请书,结果讨论时,陈平国通过了。李冬的票数没有超过一半。给李冬提的意见是,不热爱劳动,有点偷懒耍滑。

可以说,一到下野地,阿谷就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

这个意见,没有冤枉李冬。也就是说,在下野地干什么都行,李冬就是不想在大田里干活。这个想法不违法,可确实有点落后。

不光是阿谷,不光是女人,男人也一样。打完仗的刘成业和他的同志们,在被要求留下开荒后向组织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个家庭。

落后是落后,不等于这个想法是乱想,瞎想,不等于不可能实现。没有错,农场大部分人都在地里干活,可还有少部分人在干别的活。比如说,开拖拉机的,赶马车的,打铁做木匠的,在机关坐办公室的,在卫生院穿白大褂的,在文艺宣传队跳舞唱歌的,在学校站讲台的。如果说,农场也有阶层,那么这部分人,就属于上层。

于是,这几年就有一批批女人来到荒野,阿谷只是这些女人中的一个。极平常的一个。

虽然只是农场的上层,要想进入也不容易。不管啥时候,一个位子,都有好几个人在抢。每个位子,李冬都关注过。没有发现一个位子,自己比别人更有机会和理由得到。

你可能会问,第一批女人来到下野地时,刘成业就已经在这里了。那他为什么没有从这批女人中挑一个作为自己的妻子呢?

实际上,农场的人,没有人不想成为这少部分人中的一个。但由于这些活儿,光凭力气还不行,还需要技术,需要文化,需要能力。所以,多数人只是想想,却永远都不可能得到。所以李冬的想法能不能实现,他真的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虽然还是男人多女人少,不能做到一人一个。但大部分男人的婚姻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就算刘成业的长相一般化也不是干部,可皮肤细白还能识字断文,多少还有些优势。

这个农场,刚建起来时,全是大人。打仗打到新疆,把新疆解放了,上级不让走了,说新疆需要保卫,就全都留了下来。过了几年,大人们结了婚,成了家,才有了孩子。也叫农场二代。李冬是其中一个。二代生在和平年代,没有赶上战乱,有学上。只要想上,都能上到高中。稍稍不幸的是遭遇了动乱,该学的没有学到。但毕竟比起父辈来,肚子里算是多少有点墨水了。

那么,个人问题没有解决,肯定是另有原因。

父辈们,打完仗,干农活,没意见,怎么干都愿意。轮到李冬这一辈,就不一样了,就不想受那体力劳动的苦了,尤其是像李冬这样连共青团员都不是的落后分子,更是缺少与好逸恶劳意识做斗争的力量。

这原因在别人看来,无非是刘成业看过一些书,老把书中的女人和眼前的女人比,比来比去把自己眼光比高了。他看上的,人家却看不上他,看上他的,他又看不上别人。

问陈平国,咱们咋办?陈平国说,啥咋办?李冬说,总不能这么干一辈子哟。陈平国说,当然不能。李冬说,你有什么好办法?陈平国说,当干部。

究竟原因是什么,只有刘成业自己知道。

李冬看着陈平国,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想。确实,只要当了干部,就不用下地干活了。别说是大干部了,就是最小的干部,只要动动腿,动动嘴就行了。不但不干活,还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过年过节,人民群众都抢着给干部送东西,请干部吃饭。

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刘成业进入荒野的头两年,并没有打算要在这里扎根。

怎么样才能告别繁重的体力劳动,李冬什么都想到了,但还真的没有想到当干部。也难怪,连个共青团员都当不上,怎么可能会有当干部的机会呢?李冬摇摇头,对陈平国说,这我可不敢想。

去当兵时给父亲说了,打完了仗还会回到家里,跟着父亲经营村子里的土地和县城的商铺。没想到战争结束了,又接到了新命令转入屯垦戍边。

正在这时,连长背着双手走过来。他是一个老八路,和鬼子打过仗。说他要不是因为一个字不识,早就当上团长师长了。看到老连长走到跟前,陈平国说,连长好。老连长说,你叫什么名字呀?陈平国说,我叫陈平国。老连长说,你们可以边说话边干活,不要耽误了生产。陈平国说,我知道了,老连长。

刘成业就给组织写了一封申请信,要求批准他复员回家去。一心想着等申请批下来就走人,当然也就不会对找老婆的事有兴趣。只要能回到家乡,凭他家的条件,他在找老婆这个事上,根本不用发愁操心。

老连长走过去以后,陈平国说,有什么不敢想的。你看老连长多老了,他不能一直这样干呀,总是要离开岗位的,到时候,肯定会有人来顶替他的。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已经被组织明确告知,回老家的申请没有被批准。这使得刘成业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人生计划(不情愿,还有点难受,可又无能为力),把婚姻大事放到重要的位置上。

李冬说,那也不一定会轮到你呀。

他在日记里写道:“又一群女人来了,不知哪一位会成为我的爱人。不想那么多了,要去努力找一个,结束单身汉的日子。”

陈平国说,不一定,就说明有可能性。

和那些依然单身的男人一样,不管什么场合,只要有女人出现,都会把目光投射过去。盼望着会被碰一下,撞一下。

李冬说,这么说,你已经想好了?

无法确定是不是某个场合,投出去的目光遇到过阿谷。也许遇到过,只是没有在意,就像风掠过了一棵草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陈平国说,差不多吧。

反正两个月过去了,阿谷没有进入过刘成业的视线。当然,也没有别的女人在刘成业的目光里有过停留。

李冬说,能不能透露一点,咋样才能当上干部?我也学一学。

一块打过仗的兄弟,看他还单着,想帮他的忙。可他不愿意让别人牵线做媒,非要自己找一个。好不容易赶上可以自由恋爱的年代,怎么也得找一个称心如意的。

两个人好,陈平国也很想拉着他一块儿当干部。陈平国说,首先得不怕苦,不怕累,让老连长他们认可。

也许是有点文化,觉得比一般男人有优势,就在找老婆这个事上,显得胸有成竹,沉着镇定。

李冬一听,马上就泄了气。 因为现在对他来说,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又苦又累了。

再回过头说说阿谷。刚过了二十,婚姻这个事,想是会想,急是肯定不急。

除了最不能忍受的又苦又累,还有一个难以忍受的事情,也搞得李冬很恼火。只是这个恼火,给谁都不能讲。连铁哥们儿陈平国也不能说。

女人少,自己不急,有人急。单身的男子中,有看上阿谷的,买些糖果,到女组长家来,来找女组长帮忙。

这个事,别人会怎么样,李冬不知道。只知道自己不知从哪一天开始,身体上的某一个器官,就变得极其不听话,像个魔鬼一样,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可能跑出来折磨他。

这些男子,对新风俗还不是很适应,总觉得亲自去说,不太好意思,说不好了,还把好事给说糟了。有个媒人牵个线,万一不成了,也不会伤到面子。

冬天还好一些,有棉裤捂着挡着,它似乎也怕冷,会老实些。到了夏天,情况变了。只穿一条薄裤子,它好像也嫌热,经常挺昂起来,把某处顶得像把小伞,摆出一种非要钻出来透透风的架势。搞得李冬不得不边走路,边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隔着一层布,把它摁倒摁住,让它不得胡乱动弹。

女组长就把阿谷喊到家里,擀了面条,让阿谷吃。常常面条刚做好,有人敲开了门。进来的会是一个男子。

光这样还不行,魔鬼作起乱来,不想办法把它镇压下去,真不知它会酿成什么大祸。那会儿,公共场所,经常会有布告贴出来。上边被判刑的人,几乎就是两类,一类是政治犯,一类是流氓犯。不奇怪,没有富人,都一样穷,抢劫和偷盗,没有对象,也就没有人干了。同样,贪污和受贿也极少。私有制消灭了,什么事都有国家管着,什么都是平均分配,吃大锅饭,钱多钱少一个样,大家也就没有兴趣去敛财了。

女组长会招呼男子坐下来,一块吃面条。

这种布告,李冬只要看见了,没有不上前去认真看的。而且主要是看对流氓犯的判决内容。每一次看,都是心乱跳,血倒流,紧张中还有些慌乱。因为,那个魔鬼这时总会跑出来捣乱,引诱着他,让他也想去干那犯罪的事。

吃面条时,女组长会介绍两个人认识。于是,两个人笑着点点头,算是认识了。

好在,和魔鬼反复的斗争中,李冬找到了对付魔鬼的办法。完全没有人指点,更没有从书本中得到启示,顶多是那些成年男女农工们放肆的玩笑,会多少给李冬些点拨。自有一天夜里,实在忍受不住了,从还睡着别人的学生宿舍里跑了出来,到树林子里靠着一棵树,仰起头望着天上的一轮圆月,把那个魔鬼抓到手中,进行了反复的蹂躏,直到把它弄得落花流水,低下了高昂的头,才让他突然开了窍,找到了打败魔鬼的法宝。

吃过面条,男人先走了。只剩了女组长和阿谷。女组长问:“这个人怎么样?”

不过,每一次用这种方法打跑了魔鬼,李冬随着满足感的消散,也会变得不安,一种羞耻感随之涌来淹没了他,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道德品行。可禁不住又想,如果不是找到了这个对付魔鬼的方法,也许自己的名字早就被魔鬼送到了那张盖着大红印章的布告上。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么一想,李冬的自责就会少一些了。

阿谷说:“我没有和他有过交往,怎么会知道他怎么样?”

不止一次,李冬都这样想,那些被判了刑的流氓犯们肯定不知道如何对待那个魔鬼,要是知道了,他们绝不会被那个魔鬼送进劳改队的。

女组长说:“看着顺眼不,要是看着顺眼,别的方面,可以慢慢了解。”

实际上,一个发育正常的男人没有不流氓的。李冬也一样,农场的厕所一个比一个破烂,只要发现与女厕所的隔墙有裂缝和洞孔,就算是想到了被抓住的后果,也会忍不住凑过去偷看。就算是什么都没有看到,李冬也会兴奋得小脸通红。

听明白了女组长是给自己介绍对象,阿谷不能不认真起来。再去回想刚才那男子的模样,发现竟是一团模糊。顺眼的男子不会刚一见过,就记不起来了。

不过,李冬怕苦怕累,大家知道。李冬很流氓,却从来没有人发现,也没有人说。在一群刚毕业的高中生中,说到李冬,都会说这个家伙作文写得还不错,可干活不太行。没有人会说他别的方面不好。看来李冬伪装得还不错。

阿谷就说:“不怎么样。”

也不全是伪装。与苦和累比起来,另一个让他恼火的事,还真是有点顾不上去多想了。因为那些农活确实繁重。农忙季节,可以每天披星戴月,挥汗如雨,连着一个多月不休息一天。回到房子里,骨头像散了架一样,这个时候,就算是女人光着身子站到面前,那个小魔鬼也会无精打采的。所以,李冬迫切想做的事,就是如何可以不用去干体力活了。

给阿谷介绍了几个,都没有介绍成,都被阿谷以不怎么样为理由拒绝了。这让女组长对阿谷有了看法,以为阿谷是不是看不上这些开荒种地的,想找一个干部。

分析了一下,当干部的希望几乎没有。李冬不得不另作打算。别说,没有用多长时间,李冬就找到了想干的活儿。

她给阿谷说:“你这样子,要是放在几年前,随便可以找个干部。可现在不一样了。不说是农场的干部了,就是生产队的干部,也都有了老婆。没有娶上老婆的,可以说都是在地里干活的了。”

这个活儿就是当一个拖拉机手。

干部是些什么人,阿谷知道。女组长的丈夫,就是个干部,是个生产队长。天天把双手背在身后,站在条田边,吆喝着别人怎么干。她还知道,所有的男人都想当干部。当上干部的人,就会比没有当上干部的人神气一些。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老连长说,趁着农闲季节,多拉些肥料撒进地里,让明年的庄稼长得更好。白天人用马车用爬犁子往地里拉,到了晚上继续用拖拉机往地里拉。李冬和几个年轻人就被安排了跟着拖拉机装卸肥料。

阿谷说:“我没有想找干部,是干什么的没有想过。只是这个男人,站到了我的面前,得让我愿意和他在一起。”

李冬没有想到开拖拉机的驾驶员是个女的,还是一个上海支边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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